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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绘画史(8)：二十世纪下篇
6、荷兰风格派
一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而与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隔离。在极少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一些接受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观念启迪的艺术家们开始在荷兰本土努力探索前卫艺术的发展之路，且取得了卓尔不凡的独特成就，形成著名的风格派(De
Stijl，荷兰文，即风格之意)。风格派正式成立于1917年，其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其他合作者包括画家列克(Bartvan der Leck)、胡札(Vilmos
Huszar)、雕塑家万东格洛(Ceorges Vantongerllo)、建筑师欧德(J.J.P.Oud)、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泛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
风格派从一开始就追求艺术的“抽象和简化”。它反对个性，排除一切表现成分而致力探索一种人类共通的纯精神性表达，即纯粹抽象。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简化物象直至本身的艺术元素。因而，平面、直线、矩形成为艺术中的支柱，色彩亦减至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灰三非色。艺术以足够的明确、秩序和简洁建立起精确严格且自足完善的几何风格。对于风格派的这种艺术目标，蒙德里安更喜欢用“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一词来表达。他把新造型主义解释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自然的丰富多彩就可以压缩为有一定关系的造型表现。艺术成为一种如同数学一样精确的表达宇宙基本特征的直觉手段。”(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3页。)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消除可辨别的主题，去创造抽象结构”，而是“表现他在人类和宇宙里所感觉到的高度神秘。”
蒙德里安及其伙伴们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有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风格》杂志。这份有影响的评论杂志自1917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为风格派的思想传播和作品汇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风格派的名称亦源自于它。该杂志由凡·杜斯堡负责编务工作，蒙德里安是它的明星。直至1924年，《风格》杂志一直是新造型主义的重要舞台。随后，杜斯堡放弃了新造型主义的严格造型原则，而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lism)宣言。他把矩形构图倾斜45度角，以追求一种更有动态的表现形式，这种斜线造型显然与蒙德里安所主张的直线相背离。同时，《风格》杂志还发行增刊向达达开放。随着阿尔普等人的加入，该团体变得松散而庞杂。这种“歪门斜道”惹恼了蒙德里安，于是，他在1924年在《风格》杂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以后，便与之分道扬镳。以后的日子里，蒙德里安一如既往地探索新造型主义，直至离世；杜斯堡则去搞他的基本要素主义实验。1928年，《风格》杂志停刊。1931年，杜斯堡去世，杜斯堡夫人为纪念丈夫，于1932年出了最后一期专刊。不可否认的是，《风格》杂志对欧洲前卫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
风格派的闻名遐尔与凡·杜斯堡的大力宣传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位自学成才且兴趣广泛的艺术家虽然在绘画上没有太多惊人的天赋，但却是一个极有号召力的理论家、演说家和宣传家。他在战争以后遍游欧洲大陆，通过演讲和宣传，使风格派的美学思想传遍欧洲各地，并对包豪斯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风格派的艺术实践是多方面的。除蒙德里安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无以伦比的成就外，里特维尔德在建筑方面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他所设计的席勒住宅展示了风格派建筑的典型特征。他还设计过一把红黄蓝三原色椅子，虽然坐上去不太舒服，但充分体现了风格派的造型原则。万东格洛则以简洁的空间造型《体积关系的构成》来诠释新造型主义在雕塑领域的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起，风格派就越出荷兰国界，成为欧洲前卫艺术先锋。其美学思想渗入各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诸多领域，尤其对现代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化》，三联画，蒙德里安作，1909—1911年，布上油画，178x85厘米，183x87.5厘米，178x 85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是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1923年，凡·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社论向蒙德里安致意：“尽管不同国家的好几位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创造一种新的造型表现，但在1913年前后，是画家彼德·蒙德里安第一个作为立体派富有逻辑的继续，实现了绘画上新的造型，这一行动得到最新一代荷兰画家们的拥护，使最先进的画家们相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造型风尚。因此，《风格》杂志把蒙德里安尊为新造型主义之父。”
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绘画的核心倒并不是抽象，而是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评论家乔治·施密特说，“他(蒙德里安)的绘画远非仅仅是形式的试验——它们象任何纯艺术作品一样，是伟大的精神上的成就。一幅蒙德里安的绘画挂在一所完全按照蒙德里安的精神设计的住宅或一间房里，那么这里比使用任何物质对象，都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色和更轩昂的气概。它是精神观念或态度的最崇高的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的对立的化身；而且这些对立的精神的作用不低于物质的作用。蒙德里安在他的艺术中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将从他的每一幅画中永远放射出精神的和肉体的光彩。”(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5、116页。)不过，这种以追求精神性为核心的绘画，其实并没有与客观自然绝对隔离开来。对蒙德里安来说，精神与物质是相通的。他认为，“在新造型主义中，那条将心灵与生活连结起来的纽带并未割断；因此我们绝对不会把它看作是对真正现实生活的否定，相反，我们将会看到物——心两重性趋于和谐。”
蒙德里安出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成长在一个严格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画家，而叔父则是职业艺术家。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了他直接的艺术启迪。20岁时，他在取得小学绘画教师资格和中学绘画教师资格以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国立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勤奋刻苦、颇受老师赏识的好学生。他的早期绘画从学院派写实主义起步，受到过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影响。从一开始，对于形体构成因素的偏爱，便在其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大约在1909年，蒙德里安对“通神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该年五月正式加入“荷兰通神论者协会”。该协会的神秘教义，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充满神秘和象征的色彩。受通神论的影响，蒙德里安的艺术逐渐脱离自然外形，转而追求某种深层的内在精神的表达。这幅作于1910—1911年的三联画《进化》，可以说是一幅通神论的祭坛画。画中站着的人物处于恍惚沉思的状态，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启示。画面以蓝色为主调，点缀着黄色的星星和红色的西蕃莲花朵。独特的造型和对比鲜明的色彩使画面发散出某种患惑人心的力量。该画有一个颇为神秘的标题：《进化》。对于这一标题的选择，蒙德里安在其1914年的笔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有两条路通往精神的层次：一条是学理上的教导以及直接的实践(如沉思等)；另一条则是漫长却必然的进化之路，人们在艺术中看到精神性的缓慢成长，这是艺术家自己所未能意识到的。
然而，这幅三联画其实并没有表明那所谓“漫长的进化之路”：它企图获得的是某种快捷的结果，它是一种教条式的图画，是一种对冥想的直接的激发。蒙德里安感到，假如通过这样的画并不能实现目标，那么，就得另辟蹊径了。他意识到了更新绘画语言的必要性。
《灰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4x108.9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1911年，蒙德里安在巴黎第一次看到了立体主义原作，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在12月离开阿姆斯特丹来到巴黎，投身到分析立体主义绘画的探索之中。立体派忽略自然物象的如实描绘，而强调画面的形体构成，这样的表现在他看来很适于揭示自然的内在本质。他很喜欢布拉克和毕加索1910—1912年的作品，对莱热那些追求形体构成的简洁而充满节奏的画作也十分青睐。他自己曾采用立体派手法作画，画风与布拉克、毕加索的风格异常相似，以致于有专家评论说：“除了蒙德里安，还没有一个非立体派画家，画过如此令人信服的立体派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高度抽象，但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画。有些画中，尽管自然的物象几乎消失殆尽，但仍有物象的线索保留下来。根据这些线索，他的这些作品可分为好几个系列，如树的系列、教堂正面系列，等等。
树的系列，在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颇为引入注目。他在来法国之前，曾作过不少以单棵树为主题的画。如作于1908年的《红树》，主要受到凡高和野兽派画风影响。画面以曲折跳跃的线条和趋于平面的树形传达出某种象征性和表现性意味。显然，蒙德里安这时尚未受到立体派太多的影响。当他来到巴黎后，他所作的一系列以树为题的作品，则充分显示了他对立体派风格的刻意追求。树的母题被抽象化的线条和色面加以处理，画面的构成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幅《灰树》是他作于1912年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蒙德里安关注的焦点是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以及树与其他物象之间的造型关系。我们看到，树撑满了整个画面，树的枝干几乎全部伸展到画框，仿佛画框把树剪切在它所包围的空间里。树的个别特征已被全然抹去，我们所见到的，是高度抽象化的图形。尽管如此，深色的枝干在中性的灰、绿色小碎面中依然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蒙德里安从立体派中获得的新启迪：“克服自然的表现又不违反自然本身的真实”。
《开花的苹果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在191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这幅《开花的苹果树》。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至碎面，而几乎成为图案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杈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感。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这种网格的结构，显示出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这种所谓集中式的结构，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尽管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艺术处于立体主义的翼影下，但其作品仍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可以说，他是立体派的“发扬者”，而不是模仿者。例如，他坚持以纯正面形式表现主题，他简化物体的自然形式直至纯粹本质。阿波利奈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受毕加索的强烈影响，但个性完全是蒙德里安自己的”
。
《海堤与海·构成十号》，蒙德里安作，1915年，布上油画，85.1X108.3厘米，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美术馆藏。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象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画，127x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玩牌者》，凡·杜斯堡作，1917年，116.5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藏。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著，邹德侬等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构图》，凡·杜斯堡作，1929年，布上油画，30.1x29.8厘米(对角线)，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1924年，杜斯堡的艺术思想与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观念产生分歧与冲突。他在继续提倡画面直角因素的同时，放弃了蒙德里安所坚守的“垂线一水平线”图式，从而把斜线引入其绘画创作之中。这导致了蒙德里安在1925年与其分道扬镳。在杜斯堡看来，垂线和水平线过于呆板和单调，以致使画面毫无生气可言；而斜线则富于动感，可给画面带来生机和动势。他把其艺术主张称作“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1926年，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宣言，指出，“一方面，基本要素主义反对过分教条地使用新造型主义，另一方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新造型主义的结果。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成为对新造型思想严肃的修正。”
他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说的“修正”的含义，这就是，以一种故意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对角线图式，来代替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那种均衡的结构。这幅《构图》可以成为其基本要素主义理论的一种诠释。正方形被调转45度角而成为菱形构图，粗重的黑色边框限制了活跃的色彩。中间部分用黑色的垂线和水平线分割出了块面，颜色仍是红、黄、蓝色。
1928年，杜斯堡为斯特拉斯堡的奥比特咖啡馆所作的室内设计，可以说是对其基本要素主义的最有纪念性的阐述。这一设计由杜斯堡和阿尔普夫妇合作完成。杜斯堡为其确定了主调，并制作了墙面的低浮雕壁画装饰，那一条条对角线，使整个室内的视觉效果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解释说，其构思“关键是要揭示绘画和建筑的同时性效果”。
7、超现实主义艺术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性，主张通过这种方式，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
哲学背景：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现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最终地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在1924年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安德烈·布雷东(Andr’eBreton)对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作了上述定义。布雷东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旗手，他提出的“超现实主义”一词来自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剧本《蒂蕾丝娅的乳房》。该词表达了布雷东及其追随者在这场文艺运动中的追求，那就是超自然的、无意识、无理性的精神自由。
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学说揭示了沉睡于人们心底、不被人们的意识所触及，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所谓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据弗洛依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潜意识的一种最直接表现形式，是本能在完全不受理性控制下的一种发泄，它剥露了人的灵魂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而艺术创作也如同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以此为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强调梦幻的万能。他们认为，梦幻能显示“生命永恒”的“彼岸”，只有用梦幻纠正现实，改变现实，才能推倒通往“彼岸”的墙，达到神妙的超现实的境界。
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可推那位被归为“形而上”派的画家基里柯。他的作品创造了现代艺术中最令人心动又最令人不安的梦幻景象：广场、拱门、楼宇、寒月，运家具的空车、玩铁环的女孩，所有的一切仿佛舞台布景般凝固在死寂的光线中。这些偶然而荒诞的内容令人不安。然而，形象之间这种奇怪的冲突及清澈的气息又让人感到一种神奇而特别的魅力。他画中的那种宛如舞台的、平坦的地面，后来成为许多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标准空间”。这是一块中性的地方，在这里，互不相容的东西相遇在清澈的光线下，一如那位名叫洛特雷阿蒙的作家所言，“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阳伞在手术台上偶然相遇那样地美。”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全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梦幻效果。他们的美学信条是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提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美可能使人震惊，也可能不使人震惊。”这样，达利带来的那种荒诞不经的梦的世界确乎十分地美——挂在树上的软表、被肢解了的躯体、可怕背景上的骷髅骨架，等等。那种通过可以识别的变形形象营造出的梦魇般的场景，看起来既精细逼真，又遥远陌生。这种风格被称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Naturalistic
Surrealism)，其代表画家除达利外，还有马格利特等人。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有机的超现实主义(OrganicSurrealism)，以米罗为代表，追求幻想的、与生命力相关的抽象画面。
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翌年举办了第二次。此后，在巴黎、哥本哈根和特纳里夫、伦敦、纽约等地有过多次重要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该运动的蓬勃状态，不过由于其成员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战争倒也间接地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战后，在巴黎、纽约等地先后举办了国际性展览会。除了组织各种活动外，超现实主义团体还充分运用杂志、报刊等媒体及传单、小册子等手法来传播其观念。1966年9月28日，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布雷东去世，这使团体失去了极其重要的凝聚力量。1969年10月4日，许斯特在《世界报》发表最后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第四章》，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任何内部的一致，我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于二月份决定将它放弃，它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至此结束。不过，其影响力绝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运动对20世纪美学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L.H.O.O.Q.》，马塞尔·杜尚作，1919年，用铅笔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上加胡须，19x12.7厘米，纽约，玛丽·西斯勒夫人藏。
在具体阐述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前，有必要对达达(Dada)运动作一扼要梳理，因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可以说，达达在精神上和艺术手法上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达达，超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可能发展。
达达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中，瑞士因其中立国之态而成为最佳避难所，接纳了众多逃避战火的文化、思想界青年。1916年2月，在瑞士苏黎士的“伏尔泰酒店”举办了一场音乐、戏剧、诗朗诵及造型艺术展并行的独特晚会。晚会上，一把裁纸刀在一本法德辞典中碰巧点中的名词“达达(法语中原意为玩具小木马)”成为他们一切活动的代名词。达达，这个被玩世不恭地找出来的偶得之词很快便声名远扬——它成为这场与破坏、疯狂、虚无主义、愤世疾俗密切相关的运动的标签。
战争使人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更多共鸣，因而几乎是同时，达达运动还在纽约、巴黎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达达的风云人物是杜尚和毕卡比亚；在德国柏林，达达的核心是胡尔森贝克；而在巴黎，达达则以文学界力量为主，它的主力是阿拉贡、布雷东等人。此外，达达运动还在科隆、汉诺威等地发生。达达的范围扩及世界各国，然而其组织却是一盘散沙。一如那些不胜枚举的宣言，达达展示的是杂乱无章和惊世骇俗。总体上说，它是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出发，以各种讽刺手法甚至恶作剧形式对一切艺术形式的挑战和攻击。它产生于混乱，又致力于创造混乱。在破坏一切的同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打破现成品与艺术品、创造者与欣赏者、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从1922年起，达达派的内部分歧变得日益明显。1923年，达达宣告解体，应验了他们自己所述的预言，“达达派也要消灭自己”。
在达达派的众多组织中，纽约达达因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存在而显得令人瞩目。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布兰维尔的一个温馨家庭，兄妹六人中有四人致力于视觉艺术。他早年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接受过短期绘画训练。从1906年离开军队至1912年，他尝试过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各种风格。1912年他因其作品《正在下楼梯的裸女》而一举成名，并因此带来订画要求。不过杜尚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不，谢谢，我更喜欢自由。”1915年，他来到纽约，和毕卡比亚一起成为纽约达达的精英。事实上，早在达达名称出现以前，杜尚就表现出明显的达达精神。他的作品总是独特、大胆、充满狂想。他用锡片、铅丝、油彩、粉末等非传统材料和全新技法进行创作，还用自行车轮、铁锹、梳子等现成品做成雕塑，甚至让现成品直接成为作品。他把署有R·Mutt之名的小便器送至1917年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题名为《泉》。这种标新立异让人有种玩笑开过了头的感觉，它遭到了以前卫自诩的组委会气急败坏的拒绝。
与《泉》一样著名的恶作剧是他1919年回法国后所搞的若干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达·芬奇那件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彩色复制品上，他用铅笔给这位美人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于是，美人的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尽，画面一下子变得稀奇古怪、荒诞不经。《L.H.O.O.Q》是这批“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中最为有名的一幅。L.H.O.O.Q是法语elle
a ehaud au 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在这里，杜尚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当作公然嘲讽的对象，展示了他真正渺视传统、无视约束的品性。他把反艺术推向了极致，给后继的艺术运动以新的启迪。
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而言，杜尚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姿态亦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表现了先于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超现实主义者几乎没有超越出这种思想。”(《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97页。)达达开拓的新的视觉艺术领域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最为直接的根源。
《错误的镜子》，雷尼·马格里特作，1928年，布上油画，54x 8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雷尼·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1898—1967)是超现实主义画派中的重要一员。他生于比利时，曾就学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探索过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艺术风格。后加入超现实主义画派，创作出一批离奇的幻觉画面，如燃烧的石头、有裂缝的木质天空、鞋和脚的奇妙关系、珍珠里的女人面孔、瞪着一只人眼的火腿片……他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将互不相关的事物奇怪地并置在一起，让人想起十几年前基里柯的试验。而后他又致力探索事物本身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将不同的东西以某种奇妙的过渡联系在一起，如由脚往鞋的变化。他还用名画去尝试变体，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大卫所作的《雷卡米埃夫人像》中的人物更替为棺材。
《错误的镜子》作于1928年，描绘了一只人的眼睛，及投射在这只眼睛视网膜上的蓝天白云。在马格里特看来，人的眼睛只是一面错误的镜子，因为它所得到的只是自然的幻影，而不是自然本身。世界上没有眼睛看得见的“真实”，因此绘画的“真实”只是图解了人眼睛的幻觉而已。这真是一个让人颇觉怪诞的理论。在马格里特作品中，梦幻的感觉并不由于变形和歪曲，而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奇怪并置所产生的冲突。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痉挛性的美”就隐藏在那种精密真实的场景的表皮之下。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恩斯特作，1924年，板、木制构造物的拼贴、油彩，46x 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是德国画家和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科隆附近的布鲁尔，卒于法国。他的艺术道路是靠自学走出来的。凡高、麦克、康定斯基、毕加索、基里柯等人的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他结识了阿尔普，创建科隆达达派，是重要的达达派画家。1924年，他在巴黎与其他人合作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画派。
恩斯特于1925年发明了拓印法(Frottage)，即用名墨棒的纸在有纹理的表面摩擦，拓出木头纹路、布纱经纬、树叶脉络等各种图案。他认为这能够将创作者的主动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是“以‘自动写作’一名为人所知的那种东西的真正等同者”。在《超越绘画》一书中，他这样描述，“我兴奋地盯着地板上经过成千次擦洗后挖出的条条沟沟，一种着魔似的感觉打动了我。之后，我决定研究这着魔感觉的象征意义，并且为了帮助我的沉思默想和创造幻觉的能力，我在木板上面随意放上印上石墨的纸片，作为一组素描。细心凝视这样作成的素描……我为我的视觉能力的突然变化和一个叠一个交搭形成的矛盾形象的一连串幻象所震惊。”(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37—138页)，除拓印外，他还使用移画印花法，即在未干的画布上摩擦，使颜料在另一平面上形成粗糙纹理，籍此方法，艺术家摆脱理性控制，把偶得的纹样自由地加以组合，从而获得价值独特的作品。这种作品造型奇特模糊，富于视觉吸引力。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作于1924年，是木板拼贴与油画的结合体。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是令人费解的。我们看到，木头拼贴而成的房子及栅栏分别越出了左右画框。田野、天空和远处的建筑构成了一个看上去十分美好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门铃被夸张得那么大，但手却始终够不着它。夜莺会带来美妙歌声，却吓着了两个孩子。显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这是一个一反常态的梦幻世界。也许，它还暗喻了艺术家年幼时的经历：他的小妹妹出生了，恰恰他的宠物小鹦鹉死了。过去的这种魔幻感与现在的某种无意识相结合，使作品抹上了奇异的感觉。
恩斯特于1938年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雕塑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雕塑作品。
《记忆的永恒》，达利作，1931年，布上油画，24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也许是最为知名的二十世纪画家。”这是道恩·艾兹(英)在他所著的《达利》一书中的开场白。确实，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比其他画家更加声名显赫，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那些想象力丰富得令人震惊的画面，更因为他那古怪得让人侧目的形象和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天才，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自我宣传的角度。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和疯子的区别在于他不发疯。他精心侍弄他的小胡子，使之成为其身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在画布上“做梦”，表现性、战争、死亡等非理性主题。他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装腔作势地进行各种活动……总之，这个西班牙人的言行举止连同他的艺术，已共同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特别景观。
达利1904年5月11日生于加泰罗尼亚，曾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不过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度被逐出校门。他曾经专门学习过学院派方法，并对立体派、未来派等作过尝试探索。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幅超现实义油画《蜜比血甜》，并于1929年夏天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达利称得上是一名天生的超现实义者，他的绘画是细致逼真与荒诞离奇的奇怪混合体。他声称，“我在绘画方面的全部抱负，就是要以不容反驳的最大程度的精确性，使具体的非理性形象物质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一种新创作方法，即所谓的“偏执狂批判活动”，从而把幻觉形象从潜意识中诱发出来。他的画从局部看，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细腻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全然没有视觉逻辑的条理性，因而只会带给人们梦魇之感。过份的透视感和摄影般的清晰度则对这种梦幻性作了进一步强化。这些作品被达利自称为“手工制作的梦境照相”。达利深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性心理学影响，他的画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对弗洛依德的观点作出图解。如既似瓶罐又似女人头像的变形，来源于弗洛依德关于容器象征和女性共同性的观点。弗洛依德曾借着心理分析去观察达利的那双眼睛，他说，“这双西班牙人的眼睛既真诚又狂热。”
《记忆的永恒》作于1931年，它受到弗洛依德的启迪，表现了一个错乱的梦幻世界。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湿面饼般软塌塌的钟表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无限深远的背景，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达利的绘画往往是支璃破碎的，充分展示了无意识的梦幻场景。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偶得的幻觉形象，必定经过了画家相当的努力；而看似无意识的画面，必定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甚至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记忆的永恒》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这样对达利说，“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达利作，1944年，布上油画，51x44厘米，私人收藏。
1927年，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相识。尽管加拉比达利年长10岁，两人仍倾心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伴侣和守护神，也是他的模特儿和艺术灵感之泉。《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个梦境，一个由于蜜蜂的蜇刺而引起的荒诞离奇的梦。画面上，裸体的加拉悬浮在一块礁石上休憩，而礁石则漂浮在海面上。在加拉身旁，一只红色石榴飘浮在礁石边，一只小蜜蜂正专心致至地围绕着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开了口，裂口中窜出一条大鱼，鱼夸张的大嘴中又跃出两条斑斓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加拉柔软的躯体。猛虎前面，一把枪直指加拉，尖尖的刺刀头点在加拉的臂膀上，引起蜂蛰般的疼痛。远处，一只大象驮着尖顶方塔，迈着被极度拉长的竹杆般的四条腿走在海面上。这样的大象，我们在他1946年的《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又一次看到。一场由绕石榴飞舞的蜜蜂而引起的梦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颜色清澈明亮，形象逼真写实，但却毫无逻辑性可言。“这一切象征什么y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榴、蜜蜂、老虎、大象、大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和浓厚的色情含义。”(Angelo
De Fiore等著，乐华等译：《西洋巨匠美术丛书达利》文物出版社第24页。)
达利不仅画画，还从事雕塑、电影拍摄、写作、设计等工作。他曾与他人合作完成电影《一条安达鲁犬》、《黄金时代》，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一个天才的日记》，为芭蕾舞设计布景、服装，设计珠宝“皇家之心”、“时间之眼”，还有著名的“螯虾电话”等。经他手的每件作品，无一例外地留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痕迹。1982年，加拉去世后，他把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1989年1月23日，达利离世，被安葬在他自己设计和装饰的剧场博物馆内。达利，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功成名就和荒诞不经，时至今日，它依然如此。
《人投鸟一石子》，米罗作，1926年，布上油画，73.7x92.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胡安·米罗(JoanMiro，1893—1983)的艺术代表了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即有机的超现实主义。与达利的艺术不同，米罗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其画面洋溢着自由天真的气息，往往人见人爱。
米罗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907年开始学习艺术，曾在巴塞罗那市的几所美术学校学习。他早年接触过许多前卫艺术家，如凡高、马蒂斯、毕加索、卢梭等人的作品，也尝试过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的表现手法。在接受了各种可能的影响之后，他逐步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艺术风格。当然，这成功还得益于他家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米罗的艺术是自由而抒情的。他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而只有一些线条、一些形的胚胎、一些类似于儿童涂鸦期的偶得形状。颜色非常简单，红、黄、绿、蓝、黑、白，在画面上被平涂成一个个的色块。看起来，这些画自由、轻快、无拘无束。但是，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漫不经心一蹴而就的，那你就错了。它们其实是艺术家自由幻想和深思熟虑相结合的结果。正如米罗自己所述，“当我画时，画在我的笔下会开始自述，或者暗示自己，在我工作时，形式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一只鸟儿的符号……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的，潜意识的。”但是，“第二阶段则是小心盘算。”因此，尽管米罗的画天真单纯，仿佛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绝没有儿童画的稚拙感，它们是缜密思考后的流畅活泼。
《人投鸟一石子》作于1926年。画面看上去很简单：蓝和黄把画面分割开来，画的右前方立着由软绵绵的曲线构成的形状奇特的人左后方则是一只鸟，石子在画面留下了它运动的轨迹。黄色沙滩隐喻了乳房和性器官，这是画家对情欲——生命原动力的幽默赞美。
米罗不仅是位画家，也是舞台美术设计者，他曾与恩斯特一起为迪亚吉列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设计布景和服装，也为马西纳的芭蕾舞《孩子游戏》作舞美设计。他还创作版画、雕塑和陶器。1982年，他为巴塞罗那世界杯足球赛设计的吉祥物小橘人，至今令许多人难忘。
米罗是个生性内向的人，他无声无息地生活和工作，却极其迅速地名扬天下，这足以证明其艺术的魅力多么巨大。他的艺术，阿波利奈尔说，来自“持续的努力，不断地尝试，系统地表现他所期望加以系统表现的东西。”
8、抽象表现主义
绘画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广泛的艺术运动。肯沃思·莫菲特在《1945年以来的美国抽象画》中说，“战争造成了许多重要的法国和欧洲画家的流离失所，大家都来美国避难，并带给他们一种处身于现代运动中心的感觉。这有助于增加美国人的信心，去继承并且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绘画的传统。”这些避难画家包括唐居伊、恩斯特、马宋、达利、蒙德里安、杜尚等人。有些画家(如毕加索和马蒂斯)尽管未曾来到美国，但对纽约的影响同样十分强烈。在各种现代艺术思想、尤其是立体主义、新造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艺术获得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二战刚刚结束，抽象表现主义便迅速出现，并很快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纽约第一次取代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缺乏描述，以表现性或构成性的方法表达概念，这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基本特点。“一般说来，在画面结构与统一感方面，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在立体主义绘画思想中找到各种形式的。他们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寻求心理的即兴表现力量，作为发现一种个人神秘感和激发潜在想象力的手段。”(伯纳德·迈尔斯等编著，何振志等译：《20世纪美术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抽象表现主义没有统一的风格，这一标签下的艺术家们除了反对的目标较为一致外，就很少有共同之处了。它包括了几乎不是“抽象”的德·库宁和完全不是表现主义的纽曼的艺术。不过，这并不妨碍其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协调。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者是阿谢尔·戈尔基和汉斯·霍夫曼，重要画家包括波洛克、德·库宁、罗斯科、马瑟维尔、戈特利布和纽曼等。这些艺术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德·库宁、波洛克为代表的行动画家，把动作和姿态作为创作的基础；另一类是以罗斯科、纽曼等人为代表的色域画家，依靠大面积的色彩表达某种思想。抽象表现主义又被称为“纽约画派”。195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大规模的“美国抽象绘画和雕塑”展览。1958—1959年，博物馆在欧洲八个国家巡回举办了“新美国绘画”展览。至50年代末，该运动走向衰落。抽象表现主义对后继的美国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欧洲艺术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门》，汉斯·霍夫曼作，1960年，布上油画，189.5x122.6厘米，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藏。
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1883—1966)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这位从德国来到美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为美国前卫艺术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抽象表现主义的两个分支，无论是行动绘画还是色域绘画，都与他的艺术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之父”。霍夫曼生于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长大。从1904到1914年这段欧洲现代艺术产生的重要时期，他一直住在巴黎，参加了从野兽派到立体派的许多活动，并与德劳内、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等人保持友谊。
因此，他从一开始便对现代派艺术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霍夫曼热衷于艺术教育，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师。他于1915—1932年在慕尼黑开办艺术学校，运用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教学体系，吸引了大批国际追随者。1932年，他来到美国，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任教。1934年他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汉斯·霍夫曼美术学校”，把正宗的欧洲现代艺术观念带到美国的艺术课堂。在他的门下，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艺术评论家克利门特·格林伯格曾这样评论他的教学本领，“从霍夫曼那儿，你能比从马蒂斯本人那儿学到更多马蒂斯的色彩。”还说，“在本世纪，不管以前还是今后，没有人能够象霍夫曼那样透彻地理解立体派。”(尼古斯·斯坦戈斯编，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霍夫曼不仅把欧洲现代艺术的精髓带给美国学生，还帮助他的学生摆脱欧洲风格的局限，探寻具有美国人自己特色的艺术之路。
在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几乎有一半人出自他的门下。在绘画上，霍夫曼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色彩和形的要素有效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绘画意味着用色彩进行塑造，画家的使命，是利用色彩的因冷暖、明度及纯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进、退、胀、缩的视觉效果的差异，在画面上创造力与势的结构，表达内在情感。四十年代初，他开始采用以颜料滴、洒、甩、泼的方法进行创作，使画面充满强烈的表现性。这种作画方法，后来被波洛克、德·库宁等画家进一步发展，成为与欧洲现代绘画迥然相异的美国行动绘画的一大特征。《门》是霍夫曼创作于1960年的作品，画面看上去简洁、明确。不同形状的长方形错落有致，红黄蓝的色块在黑色与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十分强烈。整个画面在抽象色块的对比中显出节奏和张力。
《肝是公鸡的鸡冠》，戈尔基作，1944年，布上油画，182.9x248.9厘米，纽约布法罗奥尔布赖特一诺克斯艺术馆藏。
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1904—1948)的艺术是欧洲抽象艺术与美国抽象艺术之间的过渡桥梁。他生于俄国，1920年就到了美国，1925年起定居纽约。在艺术上，他确信现代艺术经过众多大师的实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传统。因而，他花了很大精力去学习和模仿早期现代派画家的作品。他起先热衷于学习毕加索，用清楚的轮廓和明亮的色彩去画立体派风格的静物画。三十年代后期，他在严谨的几何抽象化作品中增添了一些源自康定斯基和米罗艺术的有机形态的母题。以后，他又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旨在探索人的本能及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并把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法吸纳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四十年代，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绘画从早先刻意的苦心经营转变为直抒胸襟的自由挥洒，画面显得轻松而流畅。他是最后一位由布雷东确认的超现实主义者，也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者。戈尔基生性善感，在艺术上偏爱优雅的情调和忧郁的诗意。他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喜欢热烈，喜欢温柔，喜欢可口的食物，喜欢肉感，喜欢独唱，喜欢澡盆子里水泡着洗澡……我喜欢麦田，喜欢耕地，喜欢杏树，喜欢晃动的阳光，但是最喜欢面包。”这种感受，在他那些布满有机形态的画面上得到充分的反映。他的画，在优雅而伤感的情调中渗透着某种神秘气息。
那些形态奇异的母题，想必是从米罗、唐居伊等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中吸收和发展出来的。评论家罗森伯格在谈到他的这种有机形态母题时说：“……充满隐喻和联想。在奇形怪状的软组织、隐蔽的切口和污迹之间，在由软绵绵的身体部件、肠子般的拳头、阴部、许多肢体组成的丛林里，花瓣暗示着野兽的爪子。”(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陈麦译：《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4页。)
而另一位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则生动形象地描述道，“那些密集、搏动的悬殊的形状造成一个印象，好象是炎热的夏天，把眼睛贴近地面，靠近地窥视一团缠结的草丛，是一只蚂蚱所见的现实，它的各种成分仍是没有发育好的，高尔基的温和而严格的线条把它们从焦点推出又拉近。”(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8页。)
戈尔基1943年所作的油画作品《肝是公鸡的鸡冠》充分反映了他的风格特点。在这幅画中，诸多生物形态的有机体纷纷攘攘地挤在一起，搏动出某种神秘和不安。画面色彩强烈，线条绵软流畅，那直抒胸襟的自由挥洒，显示出超现实主义自动化画法的影响。在这里，戈尔基以一种敏感而略带神经质的细线，勾画那些有机形态的母题，将他内心的脆弱和一触即动的官能感觉，细腻地表达出来，直接抒发了某种无以名状和无以慰籍的风情。戈尔基一生命运坎坷。他在有生之年未能见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辉煌，作品也未能打人市场。1946年，一场意外火灾将其画室毁于一旦，许多心血之作顷刻间化为灰烬。同年，癌症病魔又向他袭来，虽然手术后得以保住生命，但元气大伤。
以后，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意外车祸又使他颈部骨折。一连串的打击令他心灰意冷，在无以排遣的悲愁中，他于1948年自己结束了生命。戈尔基，这位敏感而脆弱的艺术家，“用他天生的诗请融化了欧洲抽象艺术的法度，带了抽象画走向美国自由表达的方向。”(王瑞云著：《20世纪美国美术》，文化艺术出版社，第81页)。
《熏衣草之雾》，波洛克作，1950年，布上油画，223.5x292.3厘米，珐琅和铝颜料，纽约私人收藏。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是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艺术，被视为二战后新美国绘画的象征。波洛克生于怀俄明州，曾就学于洛杉矶的美术学校。17岁时他来到纽约，在艺术学生联盟随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学画。三十年代，他受到墨西哥壁画艺术的影响，评论家史密斯说：“迪古·里维拉那种为‘属于大众’的公共艺术献身的热情，可能有助于波洛克形成偏爱巨幅的感情。”(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陈麦译：《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页。)他崇拜塞尚和毕加索，对康定斯基那种富于表现性的抽象绘画和米罗那种充满神秘梦幻的作品也情有独钟。在他看来，现代艺术家不应当再象传统艺术家那样追求再现，而应该关注内在精神和情感的表达。他说：“现代艺术家生活在一个机器时代，我们有机器手段来逼真地描绘客观对象，如相机、照片。在我看来，艺术家的工作是表现内在世界——换句话说——是表现活力、运动以及其他的内在力量。……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着眼点是时间和空间，他表现情感，而不是图解社会。”(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8页。)
然而，对波洛克艺术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来自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所带来的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波洛克曾经回忆说，“是他们关于艺术源自无意识的观念。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胜过这些特殊画家的创作。”(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页。)他一开始先是热衷于描绘那种所谓“生物形态”的图形。这些图形“充满原型的、好斗的、动物性的、色情的、神秘的特点”。他给这些超现实主义作品加上传统的或神话的标题，以表现“在特定环境下不朽的人类情感”。1947年，波洛克的绘画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从而诞生了他那自由奔放的“滴画(drip
painting)”。事实上，对这种风格有决定性影响的，恰是超现实主义关于艺术源于无意识的观念，即所谓“心理自动化”的创作方法。
波洛克曾经详细介绍了其“滴画”的创作方法：“我的画不是来自画架。在作画时我几乎从不平展画布。我更喜欢把没有绷紧的画布挂在粗糙的墙上，或放在地板上。我需要粗糙的表面所产生的摩擦力。在地板上我觉得更自然些。我觉得更接近，更能成为画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方法使我可以绕着走，从四周工作，直接进入绘画之中。这和西部印第安人创作沙画的方法相似。“我进而放弃画家们通常用的工具，像画架、调色板、画笔等等。我更喜欢用短棒、修平刀、小刀、以及滴淌的颜料或搅和着沙子的厚重涂料、碎玻璃和其他与绘画无关的东西。“一旦我进人绘画，我意识不到我在画什么。只有在完成以后，我才明白我做了什么。我不担心产生变化、毁坏形象等等。因为绘画有其自身的生命。我试图让它自然呈现。只有当我和绘画分离时，结果才会很混乱。相反，一切都会变得很协调，轻松地涂抹、刮掉，绘画就这样自然地诞生了。”(埃伦·H·约翰逊编，姚宏翔等译：《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5页。)
让我们想一想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有关超现实主义作家“自动化”写作方法的介绍，将之与波洛克的以上表述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波洛克的作画方式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创作是何等相似：“找一个尽可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然后把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弄过来。尽你自己所能，进入被动的、或曰接受性的状态。忘掉你的天才、才干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才干。牢记文学是最可悲的蹊径之一，他所通往的处所无奇不有。落笔要迅疾而不必有先人为主的题材；要迅疾到记不住前文的程度，并使你自己不致产生重读前文的念头。”(柳明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2页)
波洛克这种自由奔放、无定形的抽象画风格，成了反对束缚、崇尚自由的美国精神的体现。这种全新的绘画，体现了画家惊人的创造力。它在两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新颖性和独创性。
其一，“满幅”的构图风格。我们知道，以往的绘画中，往往都有一个倍受关注的视觉中心。无论是所谓“封闭的”古典主义绘画，还是“开放的”巴洛克绘画，画面形象都有核心形象与陪衬形象的差别。而如今，在波洛克的画面上，这种差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谓画面的中心，已全然无迹可寻。画面散漫无际，全面铺开，毫无主次。这种无重点满幅展开的画法，在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晚期名作《睡莲》中，其实已初见端倪。而波洛克在画中将之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程度。正因为此，波洛克的这种画法“被赞誉为1911年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分析立体主义绘画以后最引入注目的绘画空间方面的新发明。”(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6页。)
其二，绘画作品成为画家由情感所支配的行为的直接记录。“波洛克的每一张作品都不是轻易画出的……当他作画时他沉湎于吓人的狂热行动中。”(古德诺：《波洛克画的一张画》，《艺术新闻》1995年第5期，第39—40页。)而他作画过程中的那种充满节奏的自由运动，则在那铺于地板的巨幅画布上留下痕迹。对于完成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他事先全然不知，画完后才根据需要剪裁一块，绷到画框上去。艺术评论家罗森伯格将这种绘画称作“行动绘画”，其含义便是，画家在这里所呈现的已不是一幅画，而是其作画行动的整个过程。画布成了画家行动的场所，成了画家行动的记录。
《女人与自行车》，德·库宁作，1952—1953年，布上油画，194x124厘米，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
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是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他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曾就学于鹿特丹美术学院。1926年来到美国，从事过商业艺术和壁画等的创作。他与戈尔基是好友，两人曾合用一个画室，在艺术上深受其影响。不过，他的运气比戈尔基要好得多。德·库宁对抽象艺术的探索始于40年代以前，至4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1948年他举办了首次个展，随后声名鹊起，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画家。
在许多人看来，德·库宁的艺术似乎完整地体现了抽象表现主义某些方面的特征。他的艺术题材广泛，画风多变。40年代末，他用锌白和黑瓷漆创作出一组抽象黑白画，引起广泛的好评。50年代早期，他完成了著名的妇女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纵横交错的笔触表现了扭曲的人物形象，乖张暴烈，但充满激情。50年代后期，他回到对抽象构图的探索，以响亮的色彩和迅疾的笔触展示直抒胸襟的情绪表现。几年后，妇女题材重新吸引了他，不过这次他赋予她们的是优雅宁静的情调。德·库宁的创作持续到70年代以后，但后期作品与50年代的作品比较起来，在力量和激情方面均显得逊色。
在众多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中，德·库宁的画风显然与众不同。他并不像其他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那样彻底地丢弃形象，而是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画面图形的具象性。他曾说：“即使是抽象的形状也必须有类似的形体。”不过在他笔下，这种“类似的形体”却与自然物象远远地拉开距离。他们在奔放的笔触与泼洒的颜料间与客观形象保持着“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联系。
《女人与自行车》是德·库宁50年代早期的女人体系列中的一幅。画面上，女性的形象在厚抹的粘稠颜料中出现。瞪着的眼睛、咧开的嘴巴、夸张的胸腹，使她看上去强悍可憎，令人生厌。德·库宁在谈到这批作品时曾这样说，“现在我看着它们，它们显得喧嚣而凶恶。我想这与偶像、神谕的想象，首先是与这些东西的热闹场面有关。”德·库宁把他对偶像与神谕的兴趣与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探索结合起来，成功展示了美国民众的某种粗俗气息。尽管形象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但画面确实充满震慑力和表现力，并展露出行动的痕迹，一如波洛克的“滴洒”。德·库宁认为，“自然的方式是无序的，艺术家如果想使它有序则非常荒谬。”他的艺术阐释了他的观念，为他奠定了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地位。
《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100号》，马瑟韦尔作，1963—1975年，布上油画，213.4x609.6厘米，私人收藏。
汉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1915—1991)既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重要画家，又是才华出众的学者。有人将他归于行动画派的一员，也有人认为他的艺术介于行动绘画和色域绘画之间。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生于华盛顿，25岁起移居纽约。曾就学于洛杉矶奥蒂斯艺术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美术学校，并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美学学位。1941年，在超现实主义者，尤其是马塔、马宋、恩斯特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他的画家生涯。马瑟韦尔对直觉、心理自动、无意识这些超现实主义概念很感兴趣。对于无意识，他认为是不能依赖的，因为它不可驾驭，“不提供可以构成任何表现形式的选择机会，让自己完全沉湎于无意识就会变成一个奴隶。”而自动创作“简直不是一个无意识的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用来发明新形式的可塑性武器。”马瑟韦尔深厚的理论修养使得理性力量在其艺术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努力地在意识和非意识之间寻找平衡，在形式结构和自由表达之间获得某种和谐。他的作品是“意识(直线、预先设计的形状、揣度过的色彩、抽象语言)和无意识的一种辩证法，它处于这样的状态，互不相干的各个整体融化为一个综合体。”(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尔著、侯翰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83页。)
1944年，马瑟韦尔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首次个展，后又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美国绘画”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展览会展出作品。从1949年到1976年期间，他根据洛卡的诗歌，绘制了150多幅《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系列作品，表现西班牙民主在弗朗哥政权统治下的毁灭这一主题。这些变体画都是由白色背景上黑色的矩形和卵形所构成。画面单纯简洁，粗阔的块面流露出笔触挥洒和颜料滴淌的痕迹。这种充满情感表现的、几乎是书法式的抽象，显示出行动绘画的风格特质。《西班牙共和国的挽歌100号》可谓该挽歌系列中的代表，它幅面巨大，气势恢弘，具有纪念碑式的庄严感。那大块粗黑的墨迹坚实而厚重，使画面充满张
《合而为一之三》，纽曼作，1949年，布上油画，182.5x84.9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在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除了以波洛克、德·库宁等人为代表的行动画派之外，还有另外一派以纽曼、斯蒂尔、罗斯科等为代表，其作品被称为色域绘画(colour—fieldpaint)。
虽然波洛克的绘画与所谓原型及人类本能具有联系，且与某种神秘的祈祷仪式不无关联，但他声称他的画并没有玄学的特质。可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另三位画家——罗斯科、斯蒂尔和纽曼却声称其艺术具有这种特质。斯蒂尔曾经说道：“我(在1946年前后)已说得很清楚，由劳动和一个了解自己的潜力及本质的头脑作后盾的一个笔画，就能把两千年的征服韬略中失去的自由归还给人类。”(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79页。)这句话让人想到康定斯基的名言：“一个三角形的尖角和一个圆圈接触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上帝的手指接触着亚当的手指。”(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38—139页。)绘画的不同要素通过某种组合和处理，可以充分抒发人的情感，表达内在精神。罗斯科、斯蒂尔和纽曼作品中的深奥玄义，也许与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有关。他们都经历了那场给人内心以巨大创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保罗·克利早在1915年就说过一句具有先见之明的话：“世界变得越可怕，艺术就变得越抽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会是如此抽象、如此富于表现性。他们的艺术，实际上是对其时代的一种无声反映。
纽曼(Barneett
Newman，1905—1970)是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中色域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纽约，曾就学于艺术学生联合学院。他学过自然科学和哲学，还参加过纽约市长的竞选。他起初是积极支持抽象表现主义的美术评论家，后来发展为自己动手作画的画家。他曾在贝蒂·柏森陈列馆举办过首次个展，并参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新美国绘画”展，以及其他多种联合展览。他的画通常是在大片色块上画一两根垂直的线条，这种线条犹如拉链，将平坦的底子分割为相互呼应的色块。哈罗德·罗森堡说，纽曼把这种拉链式的线条“认作自己的符号，它充当他的超验的自我……被分开的长方形呈现实际存在的多重性——且是一种崇高的多重性。”纽曼的这种画风始于1948年。当时，他创作了一幅由深红底子和红色线条所构成的作品，并深受启发，“我意识到这里很有些名堂，使我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此后，他便致力于探索这种色场与垂直线之间的关系。色块的大小、明暗、色彩，线条的位置、粗细、肌理，可以形成无数种可能性。纽曼在这无数种可能性中费尽心机，有时，花在推敲线条位置上的时间，竟会长达好几个星期。那看似简单的画面其实非常复杂，体现了他的哲学观念。在《新美学前言》中，纽曼这样写道：“除空间以外，最喧嚷的是什么?……我的绘画既不关心空间的摆布，也不关心形象，而是关心时代的感觉……”
《合而为一之三》作于1949年，代表了纽曼的艺术风格。画面上，平涂的暗红色底子，由一根红色线条一分为二。线条是垂直的，不规整的，留有笔触画过的自然痕迹。它像一根拉练，将深色的平面划开，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匿着的某种东西。纽曼这种形式简练的画风对后来的极少主义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蓝色中的白色和绿色》，罗斯科作，1957年，布上油画，254x208厘米，纽约，私人收藏。
罗斯科(MarkRothko，1903—1970)生于俄国，十岁时移居美国，曾在纽约艺术学生联合学院学习，师从于马克斯·韦伯。他最初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后尝试过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以后，他逐渐抛弃具体的形式，于40年代末形成了自己完全抽象的色域绘画风格。
罗斯科的艺术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他力图通过有限的色彩和极少的形状来反映深刻的象征意义。他认为，今日西方文明根植于西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希腊悲剧精神中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正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写照。他说，“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悲极而泣的事实表明，我的确传达出了人类的基本感情，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就会有和我在作画时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你就没有抓住我艺术的核心。”
罗斯科的作品一般是由两三个排列着的矩形构成。这些矩形色彩微妙，边缘模糊不清。它们漂浮在整片的彩色底子上，营造出连绵不断的、模棱两可的效果。颜料是被稀释了的，很薄，半透明，相互笼罩和晕染，使得明与暗、灰与亮、冷与暖融为一体，产生某种幻觉的神秘之感。这种形与色的相互关系，象征了一切事物存在的状态，体现了人的感情的行为方式。画家借助于它到达了事物的核心。罗斯科的画往往尺幅很大，这是为了能让人置身于体验之中。他在，1951年这样说，“我认识到历史上创作大型绘画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描绘一些宏伟豪华的事物。然而，我之所以画它们的原因——我想它也适用于其他我所认识的画家——正是因为我想变得极为友好亲切而又富有人性。画小幅绘画是把你自己置于体验之外，把体验作为一种投影放大器的景象或戴上缩小镜而加以考察。然而画较大的绘画时，你则是置身其中。它就不再是某种你所能指挥的事物了。”1958年，他又说，“我画大幅画，因为我要创造一种亲切的气氛。一幅大画是一种直接的交流，它把你带进画中。”(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翰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212页。)罗斯科要求其作品挂得足够地高，并配以足够昏暗的光线和冥想的氛围，以便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当然，这种要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
《蓝色中的白色和绿色》是罗斯科的代表作。画面上，绿色和白色的矩形排列在蓝色的底子上。矩形的边缘没有被明确地界定，颜色也相互渗透融合，这使得块面仿佛是从背景上隐约浮现出来，并且不断地徘徊、浮动着。它们在画面上产生某种韵律，温和、舒缓而深沉，触动着人们的心灵。暗淡的色彩给画面抹上一层神秘的、悲剧性的感觉，白色的区域则透出信心和潜力。罗斯科后期的作品，色调更加阴暗，仿佛淹没在日益加深的痛苦之中。他甚至让画面变为全黑，以表达其悲剧的意识。他60年代所作的壁画，带有某种崇高之感。
9、波普及其之后的绘画
20世纪产生于美国画坛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标志着西方现代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如果说，这个画派其实是欧洲现代派绘画在美国的延续，那么此后在美国所产生的种种绘画流派，则全然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波普艺术，便是最早的一个具有美国特点的画派。波普艺术出现在50年代中后期，按照利希滕斯坦的说法，“把商业艺术的题材用于绘画就是波普艺术。”它取材通俗，视觉图像简单直接，并且排除个性的流露。丙烯、搪瓷等材料在画面上造成平整光滑的肌理效果，让人想到杂志封面，带有高度类型化的气息。在波普艺术家眼中，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它可以直接以现实生活中的物品为题材，而生活中的物品也可以直接作为波普艺术作品。波普艺术之后的美国画坛上，显示出流派纷呈的气象。照相写实主义、光效应、硬边绘画等等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光效应艺术流行于60年代，它通过线、形、色的特殊排列引起人们的视错觉，在静的画面上造出动的效果。照相写实主义主要流行于70年代，它根据照片绘制画面，形象逼真而细致。
《三面旗》，约翰斯作，1958年，布面蜡画，私人收藏。
约翰斯是波普艺术早期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南卡罗来那州，1952年移居纽约。他的画摒弃抽象表现主义那种短暂情感的表现，创造出一种用纯绘画形式、甚至用生活中的实物，精致处理日常现实题材的“新达达”风格。这种风格在波普艺术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约翰斯选择美国国旗作为该画的唯一母题。这一母题对于一般的美国公众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再没有别的社会符号有美国国旗这么强大的抵抗审美转化的力量了。”然而约翰斯偏要坚持说：“这不是旗子。”这不免让人想起马格里特曾在其画着烟斗的一幅画上写下的一句话：“这不是烟斗。”确实，那不是烟斗，而只是一幅画。约翰斯在此所要说的，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他在这幅画中，其实是要表现图像与现实之间的那种界限。虽然他以高度写实的技巧把三面旗子描绘得十分逼真，但是它们看上去却似乎很不自然。它们毫无飘动和下垂的感觉，仿佛悬浮在半空。可以看出，它们彼此隔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但是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假如说它们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动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旗子上的红、白、蓝三色并不是平涂的单色，而是略微地带着起伏波动的效果。人们也许要问，画家是否在为这三面旗子画肖像?这样的肖像，想必只会存在于画家的脑子里。因而，这幅画所描绘的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种幻想的现实罢了。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它会让人有如此奇怪的感觉。
《在钢琴边的女孩》，利希滕斯坦作，1963年，布面油画，纽约，私人收藏。
利希滕斯坦(RoyLichtenstein，1923一)是以画卡通式的图像而著名的。与安迪·沃霍尔一样，他不仅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以及现代商品化社会的粗俗形象偏爱有加，而且，还喜欢以一种不带个性的、中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形象。对于它们，他既不攻击批评，也不吹捧美化，只是简简单单地陈述——这就是我们身临其境的城市，这就是那些组成了我们生活的图像和象征符号。1961年他开始将那最为平淡无奇的连环漫画中的形象，放到他的大幅的画面上去。他津津有味地用油彩或丙烯颜料，将那些连环漫画原样放大，甚至把那廉价彩印工艺中的网点，都不厌其烦地复制出来。就画面的讲究和制作严谨而言，其画风显得十分古典。《在钢琴边的女孩》是一幅具有典型的利希滕斯坦画风特点的作品。整幅画复制了一幅连环漫画，比原作放大了五百多倍。画家不仅把原作的构图与人物形象准确复制下来，而且对原作者的笔法以及丝网印刷的网点作了精心细致的模仿。他借用广告画家的放大格，逐格将连环漫画上的图形一成不变地从小格转移到画布的大格上去。他还采用特制的金属雕版，上面打有整齐的小孔，把大片的小圆点有规则地排立在巨幅的画面上，有意模仿印刷工艺中的网点，以表明其放大的连环漫画的通俗文化色彩。他声称，这种绘画并不是机械的仿制品，其画法只是为了形式的原因：“我认为我的作品与报刊漫画是不同的……，我所作的是造型，而报刊漫画依我的解释并不是造型。”(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陈麦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流》，赖利作，1964年，板、混合材料，149.5x148.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奥普(OPArt)艺术，又被称作“视幻艺术”或“光效应艺术”，流行于60年代。这种艺术主要借助线、形、色的特殊排列引起人们的视错觉，从而使静止的画面产生眩目流动的动感效果。它渊源于包豪斯的传统，利用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与观者的视觉感知作用紧密联系的一种抽象艺术。
光效应艺术的光感、幻感和动感源自于画面本身所拥有的特殊动力特质。线条，如垂直线、水平线、曲线的规律性排列，形状，如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的周期性组合，以及色彩的并置、重叠、围绕、渐变等，给视网膜带来了特殊的刺激。它蛊惑人们的视知觉，造成闪烁、放射、旋转、凹凸等运动幻觉。这种视觉上的飘忽不定，甚至使观者在不经意间便被拉人到意识涣散的恍惚状态之中。可以说，它是一种视觉魔术。尽管我们知道，所有的绘画艺术都涉及到物理事实与心理效果之间的差距问题，然而在这里，我们仍会惊异于静止平面上的那种起伏波动的幻觉效果。
光效应绘画的创作有点像是对视觉所作的科学试验，而与情感无关。这种绘画并不只限于画面本身，它还呼唤着观者的参与，只有当人们看着它时，它才能在与观者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完整性，实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那些画家都尽量避免调和颜料，而是让原色在画布上并置，当观者退后到适当距离时，由于视网膜的独特复合作用，人们感觉到了光的闪烁。光效应画家将这种技巧作了进一步推进，使之成为实际上的主题和内容。光效应艺术很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它被运用于设计、装饰、广告等方面，成为流行的一种标签。光效应的代表画家包括维克多·瓦萨莱利和布里奇特·莱利等人。
布里奇特·路易斯·赖利(Bridget Louise
Riley，1931—)是一位有创造性的英国女画家。1960年前，她主要画人物和风景，后来，她投入到光效应艺术中，创作出一批很富动感的作品。《流》作于1964年，是其有名的黑白绘画系列中的一幅。线条之间的关系似乎经过了仔细的推算和精心的编排，在画面上造成波折流转的效果。当眼睛盯着它时，画面便不断地起伏波动，“流”的幻觉产生了。
《约翰》，克洛斯作，1971—1972年，画布丙烯，254x228.6厘米，纽约威尔敦斯坦画廊藏。
照相写实主义又被称作超级写实主义，是流行于70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它几乎完全以照片作为参照，在画布上客观而清晰地加以再现。正如克洛斯(Chuck
Close)所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把摄影的信息翻译成绘画的信息。”它所达到的惊人的逼真程度，比起照相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照相写实主义的画家们并不直接写生。他们往往先用照相机摄取所需的形象，再对着照片亦步亦趋地把形象复制到画布上。有时他们使用幻灯机把照片投射到幕布上，获得比肉眼所看到的大得多、也精确得多的形象，再纤毫不差地照样描摹。蓝本上一些不够清楚的细节，也被画家们予以修正，而具有同样的逼真性和清晰性。如此巨细无遗的精确画面，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对人们常规观察方式的一种挑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形象的视觉感知不会细致到面面俱到，不放过任何细节。通常由于职业、情感、性格以及实用主义等诸多影响，眼睛会有所选择地对形象作出反应，有些可能经仔细观察获得了清晰印象，有些可能只是一带而过，甚至很多时候，人们的看只是大致清楚而已。照相写实主义的写实几可乱真，但它对所有细节一视同仁的清晰处理，则暗示了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暗示了真实之下的不真实。此外，照相写实主义画家们有意隐藏了一切个性、情感、态度的痕迹，不动声色地营造画面的平淡和漠然。这种表面的冷漠之下，其实包含了某种对社会的观念，它反映的是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精神情感的疏离和淡漠。
照相写实主义作品往往尺幅巨大，给视觉带来某种震撼。查尔斯·贝尔(Chades
Bell)认为，“极度地改变日常东西的尺寸，使我们能够进入里面，更容易探索它的表面和结构。”大尺幅的绘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炮制出来。画家常常把照片划分为许多小格，再按照比例一小块一小块地仔细复制。显然在完工之前，看不出画面的整体效果。照相写实主义题材广泛，形象逼真，并且无一例外地摒弃一切主观因素。表面上看，它是对写实的回复，而实际上，它是对当代社会的某种揭示。写实，在这里已经成为与抽象并驾齐驱的一种现代艺术手法。
照相写实主义的出现曾经招来一片可以想象的批评和攻击，靠了画商的支持和大众的热情，它立住了脚跟且声名鹊起。这一风格的画家中，克洛斯以人物肖像为唯一的题材，埃斯特斯喜欢描绘都市街景，戈因斯对咖啡厅和快餐店感兴趣，查尔斯·贝尔把精力花在描绘游戏玩具上，罗伯特·贝希特勒则致力于平衡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尽管从事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的人数不算多，但它的影响倒是绵延不绝，甚至至今仍有人对它颇有兴趣。
克洛斯(Chuck
Close，1940一)是照相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华盛顿，曾就学于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他早先从事抽象表现主义创作时，发现他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同出一辙，缺少自己的特点。为了追求自己的视像和观念，他于是转向了画人，且借助照片画人。他从1964年起描绘人像，两年后专以照片为蓝本作画。他调侃道，“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都画得很‘帅’，我就采用最笨的。他们的画用颜色涂得很厚，我就只用黑白，涂得极薄。当然，后来我也用了色彩。”(啸声：《访问查克·克洛斯》，《世界美术》1987年第1期，第34页。)他终于找到自己，做到了与众不同。克洛斯描绘的对象都是他所熟悉的亲友，他了解他们的音容笑貌、个性心理，但在画面上，不仅人物毫无表情，不传达任何自己的特点，克洛斯也抹去自己的感情，不表露任何倾向。他用喷笔和电动橡皮代替可能泄露个性的画笔，费时耗力地进行他的工作。《约翰》是他70年代初的一件作品，人像逼真，纤毫毕现。皮肤、毛发、眼睛、眼镜等均被描绘得富有质感。如此大的尺幅，加上如此强的逼真，会让人产生一种念头，那就是真得“像假的一样”了。（
全文完）
西方绘画史概述：西方绘画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与其他艺术如雕塑、音乐、舞蹈等等一起发展起来的，与人类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而在漫长的中世纪，绘画作为宗教的艺术而存在。
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西方绘画从宗教艺术中独立出来。绘画在人文主义气氛中，形成了它的整体风貌。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兴起于意大利，产生了如马萨乔、多纳太罗、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绘画巨匠。至今，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仍如星空中最明亮耀眼的星星，令人仰视。人类绘画艺术史上的大师还有波提切利、提香、乔尔乔内、丁托列托、老彼得·勃鲁盖尔、丢勒、小汉斯·荷尔拜因等等，他们将欢乐、狂热、激情和才华凝于笔端，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用色彩表现出来。
17世纪的巴洛克绘画，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阶段，分享着古典主义的精神遗产，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表现出一种对个性情感的极度张扬和浮华矫饰，强调人生的享乐与欢快色彩，在技术上夸耀技巧与复杂，追求装饰性。这一风格风靡了一百多年。这一时期的世界级艺术大师有卡拉瓦乔、伦勃朗、哈尔斯、维米尔、鲁本斯、委拉斯凯兹、格列柯等等。
到18世纪的洛可可绘画，享乐与华贵的艺术时尚几乎占据整个画坛。洛可可绘画是在宫廷和贵族阶层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描绘贵族男女的风流韵事和闲适娱乐生活。到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绘画巳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联系，绘画迎来了新古典主义美术的曙光。这一时期的绘画大师有华托、布歇、夏尔丹、拉图尔、格勒兹、霍格斯、雷诺兹、庚斯博罗、提埃波罗等等，他们的艺术成就，极大地丰富了18世纪西方绘画。
进入十九世纪后，绘画艺术中心移到了法国。很多画家先后到法国学习和居住。像荷兰的凡高，西班牙的毕加索等一些对世界绘画有影响的画家都在法国居住过。由于社会的变革，文艺思潮的转变，使当时法国的绘画出现了多种画派，如学院派、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等，它们对西方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出现了众多现代主义的思潮，在艺术理论与观念上与传统绘画分道扬镳。现代主义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及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他们排斥功利性，对描述性和再现性的因素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组织画面结构，表达内在情感，营造神秘梦境。其主要流派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巴黎画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维也纳分离派、风格主义、达达主义、形而上画派、超现实主义、至上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谱艺术、光效应、新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