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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绘画史(6）：二十世纪上篇
20世纪出现了众多现代主义的思潮，在艺术理论与观念上与传统绘画分道扬镳。现代主义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及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他们排斥功利性，对描述性和再现性的因素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组织画面结构，表达内在情感，营造神秘梦境。其主要流派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巴黎画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维也纳分离派、风格主义、达达主义、形而上画派、超现实主义、至上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谱艺术、光效应、新超现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欧洲美术
二十世纪的艺术流派真是太多了。艺术的涓涓细流已经汇成沧海。没有主流，只感觉到令人眼花缭乱和不断地变化。科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的艺术观念。二十世纪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还不能看清它。这里只能就印象主义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的流派略为介绍。
1、野兽主义绘画
野兽主义(Fauvism)是自1898至1908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一个现代绘画潮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但却是一定数量的画家在一段时期里聚合起来积极活动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画派。野兽派画家热衷于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往往用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充分显示出追求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野兽主义得名于1905年巴黎的秋季沙龙展览，当时，以马蒂斯为首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展于同一层厅的作品，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形象地将这些画称作“一罐颜料掼在公众的面前”。而那位后来创出“立体主义”名称的《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记者路易·沃塞尔，则突发灵感地想到了这一恰也合适的名称。他在那个被刺目的色彩弄得喧嚷不已的展厅中央，发现马尔凯(Albert
Marquet)所作的一件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型铜像，不由得惊叫起来：“多那太罗被关在了野兽笼中!”(多那太罗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雕塑家：笔者注)。不久，这一俏皮话便在《吉尔·布拉斯》杂志登出，而“野兽主义”的名称也很快被广“泛地认同。翌年当“笼子”里的“野兽”倾巢而出，举行一个接一个惊人的展览时，野兽主义则已是影响巨增，势头高涨了。这一初含讽刺意味的名称，后来也逐渐失去了它的贬义。
《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马蒂斯作，1905年，油画，40x 32厘米，哥本哈根美术馆藏。
野兽主义运动中最核心的人物是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他与毕加索一起被视为20世纪法国画坛上的两位最重要的艺术家。马蒂斯出生于皮卡地的小镇勒·卡多。他那做商人的父亲本来期望儿子将来当律师，因而马蒂斯在念完高中后，便进入巴黎的一所法律学校学习。后来他回到故乡，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充当书记员。假如没有1890年那次患阑尾炎住院的经历，他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去当一名画家；他的母亲为了让他在手术后康复阶段的病床上消磨时光，给他带去了颜料、画笔和一本自学绘画的手册。没想到这些东西竟然让马蒂斯从此象着了魔似地对绘画痴迷起来。出院后他便开始在昆廷·德·拉图尔学校素描班上夜校，后来，总算得到其父亲的允许到巴黎学画。他先是人朱利安学院，随古典派画家布格罗学习。1892年，他报考巴黎美术学院，落第后被著名象征派画家莫罗看中，收入自己的画室。莫罗当之无愧地是第一位现代艺术教育家。马蒂斯一生都忘不了这位恩师的教导，多少年后，只要一提到莫罗的名字，他的眼睛就会湿润。1898年，他首次在全国协会沙龙展出作品并获得成功。他的早期绘画曾受到毕沙罗、西涅克、塞尚、高更等人的影响。在经过了几种风格的尝试之后，他于1905年前后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通过主观的色彩而不是光和影来描绘物象。他说：“我把色彩用作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对自然进行抄袭。我使用最单纯的色彩。”他作画，偏爱用平涂的画法。他把绘画视为平面的装饰，而有意减弱画面的深度感和物象的体积感。同时，他根据感情的需要，将高纯度的平面色块在画中组合，使其形成冲突对比或平衡和谐的关系，产生音乐般的节奏。他的画，造型极其简炼，线条弯曲起伏，笔法轻松流畅，散发着儿童般的天真稚趣，萌发着生命的朝气。他的画，往往传达着某种欢快的情感，给人以视觉的享受。
《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充分反映了马蒂斯野兽主义画风的特点。虽然此画的色彩极其浓重和强烈，但整个画面却显得十分沉静。这里的色彩完全是主观感受的产物，而绝非客观的如实模仿。据说，马蒂斯夫人曾身着黑衣摆好姿势地让他写生，可他所画出的，却是色彩鲜艳到极点的红衣人物肖像。在这幅画中，马蒂斯在人物面部的正中央画了一道绿色粗线；这条线成了全画的核心。不仅整个脸部的造型结构紧紧依附着这道绿线，而且，画中诸多要素都是靠这道线而得到统一和平衡。假如没有这道线，整个画面似将松散不整；正是靠着这条绿线，那黑色的双眼和双眉才不至于显得过分强烈，而那黑色的头发和绿色的衣领才得以衔接起来，脸才得以被妥善地“放在”了头发与衣服之间。这道绿线，还将头像与绿色的背景联系起来，使头部不会因为其一道道的红色和橙色块面，与绿色背景拉开距离，而破坏画面的平面感。为了强化这种平面感，画家有意地把画面左侧的背景画成橙色，从而将其拉到画面的前面，使我们觉得在背景与头像之间并没有距离。画中红绿两色的强烈对比，产生耀眼的闪烁效果，使画面充满了纯绘画性的魅力。画一个沉静的头像，会生出这样丰富的视觉效果，而这种效果竟是靠着精心地经营不同的色面而取得，这不得不让人惊叹马蒂斯驾驭色彩与笔触的超凡本领。
《生活的欢乐》，马蒂斯作，1905—1906年，油画，174x238厘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恩·巴恩斯基金会藏。
《生活的欢乐》也许是马蒂斯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这幅画，比他的其他作品更为清楚地体现出野兽派绘画的特质。画中平涂的色彩、弯曲起伏的线条以及那些富于原始稚趣的人体造型，显示出高更的影响。甚至连画中的主题——人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状态，也让人联想到高更在塔希提岛所向往的那种理想生活。其实，这幅画直接源于马蒂斯1905年夏季在西班牙边界附近的柯里欧尔渔村的生活，它同时也与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人头脑中萦绕的，摆脱尘世丑恶与烦恼的神秘乐园——阿尔卡迪亚乐土的古老梦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这幅画上，马蒂斯描绘了他汜忆中柯里欧尔附近森林中某个空旷·地的景色。画面的远景是深蓝的大海，近景的海滩及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姿势和动态的人体。画中人物的造型.让人联想起希腊瓶画上的人物形象，以及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天》中倦怠无力的巴黎人的姿态，这幅画看起来象足信笔勾画.实际上却隐含着画家对于欧洲造型艺术中古老传统母题的深刻理解。画中的一个个形象，使人联想起一长串欧洲画家笔下酒神巴克斯狂欢闹宴的画面——从贝尼尼、提香，到鲁本斯、普桑，再到华托及安格尔。
这幅画的富于革新性的地方，是对形象的高度简化的处理。早在马蒂斯在莫罗的画室做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就对他说：“你是为简化绘画而生的。”在这个画面上，凡是可以简化的东西，都已被马蒂斯彻底简化了。他舍弃了对形体繁琐的刻画，放弃了明暗和体积的塑造，。所有形体都以平涂的色面和几笔轻盈流畅的曲线来表现，似乎对人们讲述着绘画的真谛：绘画，就是在一块平面上，有韵律地安排线条和色彩。画中扭曲的形体与蜿蜒起伏的曲线，显示出与新艺术运动的某种联系；在画面的最左边，那个被常春藤所缠绕的、水蛇形的女人体，看起来不象一个人而更象是一座新艺术风格的台灯；而右边前景的一对拥抱、热吻的情人，则似乎是共有着一个头部。画中的色彩也得到厂自由而简化的运用。画家将自然物象杂芜的色彩进行高纯度提炼，并将平涂的色块根据某种内在的需要进行组合、对比，使之产生音乐般的节奏。画中纯净而明亮的色彩，表现出画家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内在和谐。
这幅画充满着抒情性，反映了马蒂斯绘画的表现主义倾向。马蒂斯曾说：“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现”。而对所谓的表现，他解释道：“表现，在我看来，并不是由人的面部表情，也不是通过一个强烈的动态所反映的激情所组成。我的画面的整个安排是富有表现力的。人物或物象所占有的地位。他们四周的空白，比例，都起着作用。所谓构图就是把画家要用来表现其情感的各种因素，以富有装饰意义的手法加以安排的艺术。”(赫伯特·里德著《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25页)。在这里，马蒂斯其实是要通过色彩、线条、形体来组织一个传达着某种欢快情感的画面。对他来说，那些绘画性的要素给他带来无穷的快意，他要将那种令人喜悦的清新感通过他的画传达给观众。
《塞纳河畔的采石场》，弗拉芒克作，1906年，布面油画，65x54厘米，巴黎，私人收藏。
在野兽派画家中最为狂放不羁的是弗拉芒克(Maufice de
Vlaminck，1876—1958)。他出生于巴黎，童年是在巴黎郊外贫困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师，颇有吉普赛艺人的个性。他们根本不把教育儿子当一回事，而是听任自行其事。这使弗拉芒克自小养成了率直乐观的平民趣味。他喜欢远足或骑自行车，到乡村玩耍，参加体育聚会……世间的一切都使他高兴。他的父亲有北方血统，祖辈大多是荷兰水手，或是佛兰德斯的农民。他继承了祖辈的强健体魄，以及热爱自然、和蔼亲切的禀性。他兴趣广泛，不仅喜欢音乐和绘画，还能写小说，还会干农活。十六岁时，他到夏特自谋生计，靠当自行车赛手和季节性地给人拉小提琴糊口。1898—1900年他在法国军队服役。在役满前夕回巴黎休假的途中，他在夏特遇见当地的画家德兰。二人志趣相投，决定在一起工作，于是便在夏特岛上合租了一个废旧的小酒馆作为画室。就是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作为野兽派源泉之一的夏特画派。德兰曾在回忆二人的这段交往时写道：“终日沉浸在色彩之中，谈的都是关于颜色的话和使颜色具有生命的太阳。”这个时候，凡高的绘画对于弗拉芒克产生重要的影响。1901年春，他在乔纳画廊观看凡高作品回顾展时，竟然激动得大声叫嚷：“我爱凡高胜于爱我的父亲!”
在绘画上他追求自由。他对传统不屑一顾，以从未去过卢浮宫而自我夸耀。他说：“参观博物馆会使个性变劣，就象与神父的亲切交谈会使你丧失自己的真诚一样。”任何束缚、规则、教条都会使他恼怒。他厌恶限制自由的一切。他说，他力求“用自己的心作画，而不为风格伤脑筋。因为本能正是艺术的基础。”
象凡高一样，他偏爱浓烈的色彩。他说：“我把全部色调的亮度提高，把我所感觉到的每一件东西都转变成一首纯色的管弦乐曲。”他总是把那从颜料管中直接挤出的明亮颜色，堆到画布上去。他偏爱饱满的橙色，往往以鲜明的红色与之呼应，并以强烈对比的色彩(蓝、绿)来强化其视觉冲击力。他偏爱厚涂的笔法，喜欢以旋动的笔触和粗重的黑线，勾画物象的结构。
《塞纳河畔的采石场》是弗拉芒克野兽派风格的一件典型作品。画中，强烈的大红色与绿和蓝色的对比，产生热烈动荡的气氛。那些狂放而毫无秩序的树枝，有如火舌一般在空中颤动、飞舞，显得尤为触目。热烈的色彩与飞舞的笔触，使画面给人以狂野动荡之感。面对这幅画，就仿佛耳边响起了锣鼓喧嚣的振耳音乐，人们无法从中以宁静的愉悦来体验自然的和谐。几乎画中的一切，都让人感受到画家的那种狂躁而暴烈的性格。弗拉芒克曾说：“绘画就好象一个溃疡。它把我心中的邪恶淌完了。如果不是有点绘画天赋的话，我将会是很坏的人……在一个我极可能会弄出丢炸弹的事情的社会里——这将使我被判处死刑——我努力使这股冲动升华为艺术的表现，在绘画中表达出来，我将颜料直接从颜料罐子挤在画布上。如此，我才能够利用我那种破坏的本能去再创一个感性的、生活的、自由的世界。”(弥勒著，李长俊译《野兽派》，台湾大陆书店出版社，第70、71页)这与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几乎是一个腔调。
《挂着旗子的街道，勒阿弗尔》，杜飞作，1906年，布面油画，80x65.8厦米，巴黎，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杜飞(Raoul
Dufy，1877—1953)是一位受马蒂斯影响而转人野兽派行列的画家。他的画风格清新，色调鲜明，惯以一种速写式的笔法，以细粹的线条和笔触，以及明亮、淡薄的颜色，来表现活泼、欢快的图像。
杜飞生于法国最迷人的城市之一勒阿弗尔。父亲是一家小金属公司的会计。杜飞十四岁时就离开中学，到家乡的一家公司当职员。他酷爱绘画，从1892年起，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每晚八点钟下班以后，便去市立美术学校上夜校。1900年，他获得每年1200法郎的奖学金而来到巴黎美术学院学画。1901年，他以一幅题为《勒阿弗尔黄昏》的作品人选法国艺术家沙龙。他起初十分迷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风，追随莫奈、毕沙罗、凡高及塞尚的风格，后来他转向了色彩强烈的野兽主义追求。1909年以后，他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往往在白色底子上薄薄地涂上明快的色彩，再以简洁的线条勾画物象轮廓。他的画，优雅纤秀，轻松愉快。在他画上，几乎找不到丑陋的东西。他的表现手法，虽然趋于写实和具象，但是却富有东方情调，充满装饰意味。
1905年，杜飞见到了马蒂斯的油画《奢华、宁静与快乐》，为之大受震动。他说：“在这幅画前，我懂得了全部绘画的道理，看到素描和色彩所反映出来的神奇想象力，印象派现实主义失去了对我的魅力。”于是，他不再崇拜印象主义，转而热衷于野兽派风格的绘画实验。他以明亮的色彩和装饰性的笔调，去画那些热闹的街道和舞会场面，成为野兽派画家中重要的一员。
1906年，杜飞画了几幅表现其家乡国庆庆典场面的画。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不如说更是出于对艺术形式表现的追求。《挂着旗子的街道，勒阿弗尔》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这里，他把旗子的色块当成了画面重要的构成要素。那一面面由红、白、蓝的条块所组成的法国国旗，既加强了街景的华美与节庆气氛，同时又在画面上产生抽象的几何图案意味。在这幅画中，那些似乎被夸大了好几倍的旗子，占据着很大的面积；而下部那些人物形象，则看上去是那样矮小，与旗子形成鲜朋的对照。杜飞对于旧日现实主义的幻觉表现毫无兴趣，他显然感到没有必要确切地表现那一面面旗子是如何挂在两边的房屋之上。这些旗子似乎是透明的，在左下角的旗子上我们可看见两个人物清楚地映透出来。令人称奇的是，该画虽然采用野兽派的大色块平涂，但色彩效果却并没有节日的那种热烈感，而全画的基调也是如此。画面的白色并不真那么白，而是被轻淡的灰色所减弱，这使全画具有某种庄严感。这幅面，其实是画家在乎面上进行的几何构成实验
《贫民区的基督》，罗奥作，1920年，布面油画，109x86.5厘米，东京桥石艺术博物馆藏。
在野兽派绘画中，罗奥的画以其深沉、神秘的气息以及粗犷、厚重的画风，显得别具一格。罗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细木工家庭。十四岁时，他便在玻璃画作坊当学徒，学习修复中世纪玻璃窗画的技艺，同时还在巴黎装饰艺术学校上夜校。1891年，他考入美术学院，不久即成为象征派画家莫罗的得意门生。莫罗死后，他曾任陈列莫罗作品的小型博物馆馆长。在绘画上，他起初偏好学院派的风格，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时期从肉体到精神的危机之后，他选择了一种粗犷有力的画风。1903年，他参与创建了秋季沙龙，成为那些当初还赞赏他的院士们所攻击的对象。在对宗教和社会问题的深思中，罗奥确立了他自己的艺术个性。他偏爱凡高、高更和塞尚，这使他在1905年成为野兽派的同路人。
罗奥的画富于激情，充满爱与怜悯，渗透着宗教气息。他热衷于描绘社会的阴暗面，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他对于丑恶与堕落的诅咒。在这一方面，他的画堪与哥雅及杜米埃的作品相比美。他曾常常出入巴黎地方法院，观察那些失去上帝恩宠的人们。在他画上，丑陋的妓女、落网的歹徒、冷酷的法官，成了常见的形象。他画风简洁、有力而粗放。在他的画中，鲜明的色面总是为粗重的线条所框住，令人想起中世纪的玻璃窗彩画。他往往以深色的粗线迅疾地勾画形象，廖廖几笔，便能形神皆备。那粗重的轮廓线、浑厚的色层以及浓重的色彩，使他的画充满强劲的力感与节奏。事实上，他的作品除了情感热烈和手法粗犷之外，与野兽派并无共同之处。在很多人眼里，他更象是一个德国“桥派”画家那样的表现主义者，而不太象他法国的野兽派同道。
《贫民区的基督》是罗奥的一幅油画代表作。在这幅画上，他把基督表现在一片破落的街景中。我们看见，一轮圆月静静地挂在夜空，月光洒在这片穷苦人所居住的地方，肮脏的街道向着远方伸去，背景中呈现出破旧的土屋和烟囱。在这寂静的夜色里，基督正引领着他的堕落的子民缓缓前行。画家并没有在基督的头上画上那圈代表其救世主身份的光环。对他来说，基督不需要用光环来表示。他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虚假金光的东西。他以他自己的信仰，用他内心的爱与怜悯，来体会基督的超于凡俗的神性。他把基督当作受苦难的人类最大的希望去表现。在这里，所有的神秘都通过画家的画笔，通过那渗透在画布和颜料里的炽热的情感，而传达给我们。此画表现方式，让人想起凡高和高更的作品，不过它也许更接近中世纪玻璃花窗彩画的风格。然而，那些粗犷的黑色轮廓、强烈浓重的色彩以及厚重有力的笔触，其实还是属于罗奥本人。
2、表现主义绘画
表现主义(Exprisseonism)一词，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威廉·沃林格(Willem Worringer)在其发表于1911年8月号《狂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次采用的；他把这个词，与塞尚、凡高和马蒂斯等人的艺术联系在一起。1912年在狂飚美术馆举行的“青骑士”画展，再次被冠以这个名词。从此，该词便成为德国艺术中诸多偏于情感抒发的倾向的名称。从广义上说，表现主义可用于所有强调以色彩及形式要素进行“自我表现”的画家，但其特指的含义，则是基于二十世纪初叶德国的三大艺术运动，即“桥社”(Die
Brucke)、“青骑士派”(Der Blaue Reiter)和“新客观派”(Die Neue Sachlichkeit)。
桥社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1913年解体。其成员有基希纳、黑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布莱尔、佩希斯泰因和诺尔德等。“桥社”一词是由施密特一罗特卢夫从尼采的名著《查拉斯图拉斯如是说》中引用而来。作为一个旨在开辟艺术与生活新途径的艺术社团的名称，其含义是，“联结一切革命和活跃的成分，通向未来。”1905年，桥社发表宣言称：“凡觉得必须表现内心的信念，并是自发而真正诚意的表现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1907年，桥社致函诺尔德说：“桥社宗旨之一一一如它的名称所意指的——是容纳现在孕育中的一切革命因素。”对桥社艺术家影响最大的，是挪威画家蒙克那充满强烈悲剧情感的画作。桥社画家对于社会问题极为关注，其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当代生活极端平淡及令人不安与绝望的一面，体现出“北方艺术的焦虑”。“该派画家均具有病态的敏感与不安，被宗教的、性的、政治和精神的烦扰所折磨。”(雷蒙、柯尼亚等合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46页)。虽然桥派画家曾受到法国野兽派画家的影响，然而其作品风格却显然与野兽派画风迥异。野兽派即使是最狂放的作品，也总是保持构图的和谐、色彩的装饰性与抒情性，而桥派画家则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作品中，扭曲的造型与浓烈的色彩，体现了某种朦胧的创造冲动以及对既有绘画秩序的反感。基希纳曾在1913年写道：“我们相信，所有的色彩皆直接或间接地重现纯粹的创造冲动。”因而，桥派绘画往往呈现出一种粗犷及狂风骤雨般的气势，这是较古典的法国气质所没有的。
青骑士社，得名于康定斯基1903年所作的一幅画的标题，1911年从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分离出来。其成员有俄国人康定斯基、雅夫伦斯基、德国人马尔克、麦克、闵特尔以及瑞士人克利等。青骑士社画家总的来说并不关注于对当代生活困境的表现，他们所关注的是表现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世界，以及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宣告该派成立的画展目录上，写着下面这句代表该派宗旨的简单声明：“我们要确认一种固定的形式；目的是在再现的形式的多变中表明艺术家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表现其内在的灵感。”奥古斯特·麦克也这样写道：“艺术的目的不是科学地仿造和检查自然形态中的有机因素，而是通过恰如其分的象征创造一种缩略的形式。”
新客观派出现于1923年。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画派的名称，而是一个展览会的名称。该名称是由德国曼汗艺术馆馆长哈特劳伯(C、F、Hartlaub)提出；他在1923年所策划组织的那个新现实主义画展，便被冠以“新客观派，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的标题。参加展览的这批画家主要有格罗斯、迪克斯和贝克曼等。这是一群不满于现实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青年时代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德国的政治动荡时期，因此，他们不象其表现主义前辈那样只关心形式与精神的问题，而是热衷于用艺术表现他们所处的现实，揭示社会的腐朽和阴暗。佩希斯泰因以下一段陈述，清楚表达了新客观派画家的思想：“我们画家和诗人必须在神圣的团结中与穷苦大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许多人懂得饥饿的痛苦和羞辱。我们觉得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中更加安心。我们不想依靠资产阶段收藏家的怪念头……我们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激起最高尚的社会主义美德——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74页)新客观派画家曾受桥社和青骑士社画家影响。不过，他们并不极端地分解和歪曲客观现实，而往往关注于对细节的真实描绘，同时，他们也把抽象的绘画语言，运用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揭示之中。
《呐喊》，蒙克作，1893年，布面油画，90.8X73.7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廓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堪称二十世纪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出生于挪威洛顿。童年时父母双亡的经历在其心灵深处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使他早年画下了许多以疾病与死亡为主题的作品。他曾在克里斯蒂安尼(今奥斯陆)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885年第一次旅法，学习印象派的画风，后又受到高更、劳特累克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导致了其画风的重大变革。1892年他应邀参加柏林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由于形象怪异，其作品在德国引起激烈反响，画展只开了一周即关闭了。为此，以利伯曼为首的自由派退出艺术家协会，成立了柏林分离派。这一行动使蒙克大受鼓舞，从此在德国定居下来，直到1908年。这16年是蒙克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艺术臻于成熟的时期。他在忧郁、惊恐的精神控制下，以扭曲的线型图式表现他眼中的悲惨人生。他的绘画，对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成了“桥派”画家的精神领袖。评论家指出：“蒙克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本质，并在表现主义被命名之前就彻底实践了它。”
1890年，他开始着手创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系列作品“生命组画”。这套组画题材范围广泛，以讴歌“生命、爱情和死亡”为基本主题，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揭示了人类“世纪末”的忧虑与恐惧。蒙克1893年所作的油画《呐喊》，是这套组画中最为强烈和最富刺激性的一幅，也是他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在这幅画上，蒙克以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了一个变了形的尖叫的人物形象，把人类极端的孤独和苦闷，以及那种在无垠宇宙面前的恐惧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蒙克自己曾叙述了这幅画的由来：“一天晚上我沿着小路漫步——路的一边是城市，另一边在我的下方是峡湾。我又累又病，停步朝峡湾那一边眺望——太阳正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象血一样。“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我仿佛可以听到这一尖叫的声音。我画下了这幅画——画了那些象真的血一样的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喊》。”
在这幅画上，没有任何具体物象暗示出引发这一尖叫的恐怖。画面中央的形象使人毛骨悚然。他似乎正从我们身边走过，将要转向那伸向远处的栏杆。他捂着耳朵，几乎听不见那两个远去的行人的脚步声，也看不见远方的两只小船和教堂的尖塔；否则，那紧紧缠绕他的整个孤独，或许能稍稍地得以削减。这一完全与现实隔离了的孤独者，似已被他自己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彻底征服。这一形象被高度地夸张了，那变形和扭曲的尖叫的面孔，完全是漫画式的。那圆睁的双眼和凹陷的脸颊，使人想到了与死亡相联系的骷髅。这简直就是一个尖叫的鬼魂。“只能是疯子画的”，蒙克在该画的草图上曾这样写道。
在这幅画上，蒙克所用的色彩与自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虽然蓝色的水、棕色的地、绿色的树以及红色的天，都被夸张得富于表现性，但并没有失去其色彩大致的真实性。全画的色彩是郁闷的：浓重的血红色悬浮在地平线上方，给人以不祥的预感。它与海面阴暗处的紫色相冲突；这一紫色因伸向远处而愈益显得阴沉。同样的紫色，重复出现在孤独者的衣服上。而他的手和头部，则留在了苍白、惨淡的棕灰色中。
画中没有一处不充满动荡感。天空与水流的扭动曲线，与桥的粗壮挺直的斜线形式鲜明对比。整个构图在旋转的动感中，充满粗犷、强烈的节奏。所有形式要素似乎都传达着那一声刺耳尖叫的声音。画家在这里可以说是以视觉的符号来传达听觉的感受，把凄惨的尖叫变成了可见的振动。这种将声波图像化的表现手法，或许可以与凡高的名作《星夜》中力与能量的图像化表现相联系。蒙克在这里，将那由尖叫所产生的极度的内在焦虑，转化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抽象意象。如此，他将其画面上的情感表现几乎推向了极致。
《生命之舞》，蒙克作，1899—1900年，布面油画，151x228厘米，奥斯陆国家画廊藏。
1890年以后，蒙克全身心地投入其大型的“生命组画”的创作中去。他把这一组画称为“一首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诗歌。”而作于1899—1900年的油画《生命之舞》，可谓这套大型组画中的核心之作。“生命组画”中的一系列作品，以及相关的一批版画作品，可以自由地互相联系起来，而没有明确的叙事次序。可以说，它们都朝着这幅《生命之舞》中央那一对寓意性的拥抱慢舞的恋人形象而汇聚。它们同时也涉及年轻与单纯、衰老与忧愁的主题，另外，除了“跳舞”，还涉及了生与死、贪欲与繁殖，以及忧郁、忌妒的主题。因而，“生命组画”成了一部揭示现代人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的画卷。
在《生命之舞》这幅油画中，画家描绘了一群在河岸边草地上醉然起舞的人们。三位女性形象在画面上占据主要位置。她们分别象征着女性生涯的三个不同阶段。左侧穿白裙的那个是一位处女，红润的面颊泛着微笑，就象她面前那枝盛开着的花儿。其长裙的白色象征着少女的纯洁。而与其呈对比的，是右侧的妇人形象。她双手交叠，面露忧郁神色，显得十分孤独。她的深色长裙，象征着其内心的暗淡与哀伤。这两个女性形象，都面朝画面中央的那对沉醉在舞乐中的男女。他们漫无目的、旁若无人地迈着舞步，那女子卷曲的秀发和长裙，将其男伴缠绕。而男子的黑色衣服，则将女子的红色衣裙衬托得更加夺目，使她看起来显得异常妖娆和充满诱惑。那衣裙的红色，在这里象征了人生短暂的喜悦。背景中，两对放荡的跳舞者，象征着那种更为卑贱的生活。悬挂在空中的一轮圆月(或许是太阳)，在水面映出其长长的、宽宽的倒影，象鬼魂的眼睛。这也是男性的象征。这一母题在蒙克的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显示了其象征的含意。
在这组女性三部曲中，明确的含义通过象征性的意象和色彩而得到强化。主题、形式以及象征内涵，在这里协调统一，预示了女性从少女的天真无邪，到成熟期的春风得意，再到逝去青春后的理想破灭的人生之路。
《1889年基督进入布鲁塞尔》，思索尔作，1888年，布面油画，256.5x 378.5厘米，伦敦，柯隆内尔·L·弗兰克藏。
比利时画家思索尔(Jams
Ensor，1860—1949)通常被归人早期表现主义画家之列。他继承了北欧浪漫主义绘画传统，在尼德兰艺术全盛时期的画家博希和布鲁盖尔艺术中，汲取辛辣讽刺的成分。他将那种从象征派及印象派那里学来的方法，与他特有的题材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以怪诞和恐怖为特征的表现主义风格。思索尔出生于比利时奥斯顿德。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有佛兰德斯血统。除了在布鲁塞尔求学外，他一生从未离开过奥斯顿德。他在绘画上，贯于描绘人间喜剧或人间悲剧，描绘狂欢节场面及带面具者、丑角等。其画中人物神情僵硬而形容枯槁，形象怪诞、慑人。他以辛辣笔调，将人类卑下的本性刻画得入木三分。他那奇异超然的画风，在表现主义绘画中独树一帜。
思索尔最著名的作品，是他1888年所作的《1889年基督降临布鲁塞尔》。画中描绘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庞大的比利时集市和盛大的狂欢节行列。全画场面宏大，构图纷乱，色彩艳丽。在生涩的红绿黄的色彩中，我们看见嘈杂的人群、快乐的面孑L以及在风中飘荡的小旗。中后景上，头顶神光的基督骑着一头瘦驴，正举手向人群致意。在他的面前是一队头戴圆顶高帽的乐手，正吹着喇叭、敲着洋鼓，看上去虽显得虔诚庄重，然而那苍白的面孔、僵硬的姿态及麻木的表情，却恰好暴露了其内心的冷漠。前景的中央，那个肥胖的红鼻子红衣主教，显然是这一狂欢行列的指挥者，他仰天纵情大笑，似乎为自己成功导演了这出狂欢闹剧而洋洋得意。画面上满是离奇荒诞的形象，有的口若血盆，有的形同魔怪。画家以其特有的夸张及辛辣讽刺手法，将其奔放不羁的神奇幻想注入到这一宗教主题。而事实上，他在此所展现的，是一幅活灵活现的人间众生百态图。对于妄想狂的思索尔来说，他所置身的那个社会，是虚假和不真实的，是“恶魔的狂欢节”，而社会的芸芸众生，则全然是一批充满威胁性的可怕的假面。这是一幅既滑稽可笑又宏伟壮丽的作品。画家以柔美抒情的笔调，使灰白的光亮从耀眼的淡黄及朱红色彩的间隙中透出，使全画具有迷人的魅力。画中的色彩虽然不够协调，却别有一番浓度、光辉和雅致，显示出尼德兰民间绘画的特点。由于此画内容怪诞，1888年它曾被激进的“二十人画会”的联展所拒绝，画家本人也因此被该画会开除会籍”。
《最后的晚餐》，诺尔德作，1909年，布面油画，107x86厘米，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藏。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他的艺术典型地体现出德国表现主义追求“内在冲动”渲泄的艺术倾向。他的画注重情感表现，色彩浓重，造型简洁，人物动态强烈。他以激越的情绪所描绘的那些极富戏剧性的宗教高潮场面，充满了神秘感与象征性，渗透着中世纪式的狂迷之情。
诺尔德出生于德国石勒苏盖格的诺尔德，原名埃米尔·汉森。1904年起他改用故乡的名字，并以此在画上签名。他起先做过素描教师，1898年起专攻油画，并对印象派画风情有独钟。他以印象派的技法作画，画面色彩明快强烈，呈现出某种神奇的光感与张力。1906年，诺尔德应施密特的邀请加入桥社，然而孤僻的性格使其一年多之后便离开该社团，转而沉迷在他那独特的充满宗教幻想的表现主义艺术天地之中。在创作上，诺尔德认为“没有什么固定的艺术标准。艺术家得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创作。”他的很多作品，都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根据赫伯特·里德的说法，这种所谓的“内在需要”，即“无言的洞察力，不可名状的直觉，基本的情感，以及所有组成‘精神生活’的东西。”(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第133页)在诺尔德的作品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那些宗教题材的画作，这些画构图强烈，笔法豪放，渗透着亢奋、狂热的宗教情绪。而最为显著的，是画中的浓重、耀眼的色彩。诺尔德把色彩当着音符，用以表现画面上那些“相和谐又相抵触的音响和和弦”。在他看来，色彩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就是“内在需要”的重要的视觉表现因素。他惯以强烈对比的色彩，在画中表现某种奇异的视觉效果，使画面饱含浓重而炽热的感情色彩。
诺尔德作于1909年的《最后的晚餐》，充分反映了他的绘画风格。该画表现的是古老的宗教主题。画面的正中央是基督的形象，周围环绕的是他的门徒。所有形象都紧密地挤塞在这个虚幻的正面空间里。这些形象被画家进行了变形或夸张的处理。一个个仿佛骷髅和面具一般，鬼气森森，令人不寒而粟。在这幅画上，基督头发及人物衣服的红色，有如火炬一般在背景的阴影里闪烁，而人物面部的黄绿色则与其形成对比。红色的躁动及狂热，与黄绿色的压抑和低沉相互衬托，从而强化了画面的骚动不安和不祥之感。那种灾难将至的感觉，在这里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幅画上，画家使色彩的情绪化表现达到了某种极致。诺尔德以神秘的及象征的表现手法，将这幅宗教画表现得富于精神性，使早期基督徒的心醉神迷，在这里得以复活。
画中的原始意味，显示出比利时画家思索尔的某种影响。它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思索尔画上感恩节行列中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诺尔德对原始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而他1911年与恩索尔的谋面，则使这一兴趣进一步得以加强。1913年，他应邀参加考察队前往南太平洋，留在那里作画数月，并且尽心研究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努力追寻自然本源，感受原始的纯朴魔力。1927年，他的大型回顾展在德累斯顿举行，并且出版了纪念文集。
诺尔德是一位多产的画家。除油画外，其木刻作品亦相当出名。不过，其艺术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与多数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他的绘画被纳粹政权定为“颓废”一类，而备受责难。1937年，他的千余件作品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被禁止作画。1943年，其柏林的画室被毁。直到1946年，他才得以重操画笔，恢复其创作。1952年，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版画大奖。作为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诺尔德对众多后来的艺术家，曾产生重要的影响。
《街道》，基希纳作，1913年，布面油画，120.7x91.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基希纳(kirchner，Ernst
Ludwing，1880--1938)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桥社的核心人物。他1880年生于西德的阿沙芬堡，1838年卒于瑞士的达沃斯。他曾在德累斯顿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并曾在墨尼黑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05年，基希纳与几位朋友(赫克尔、施密特一罗特卢夫等人)一起创立了桥社。在该社的年轻画家中，基希纳称得上是最有才华和最为敏感脆弱的一位。早在年轻时代，他就开始悉心研究德国的晚期哥特式艺术，那种“尖尖的、间断式造型的、强调坦率的直觉和强烈感的德国哥特式”艺术风格，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绘画上，基希纳追求简洁的造型和鲜明的色彩，通过对形和色的凝练处理而达到其画面独特的装饰性平面效果，这与野兽派尤其是马蒂斯的艺术影。向密切相关。但是，基希纳的作品所传达出的意味，却与马蒂斯艺术的悠闲舒适大异其趣。基希纳的艺术被灌注了一种沉重而痛苦的精神性，充满蒙克式的悲观主义情绪。也许是由于他身体多病、性格内向的缘故，其作品常常流露出某种病态的焦虑与压抑，并带有一些神经质倾向。他常常通过某种歪曲形状、色彩和空间的手段，来实现其对于象征性和表现性的追求。他在画上，充分揭示出人物的心理冲突，并将由这种冲突而产生的痛苦，绵延不断地传达给观者。
1911年，桥社成员由德累斯顿迁往柏林。从此，大都市景象便成为他们画中的新主题。基希纳以简洁的造型和强烈的色彩创作了一批表现柏林街景(他称之为“石头海洋”)的作品。他曾经这样写道，“现代的城市之光，大街上的运动——那里有我的刺激，观察运动能激发我的生命脉搏，我的创作源泉。一个运动中的身体显示它的各个局部的外貌，这些外貌又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内在形象。”(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52页。)在基希纳所画的都市街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在形象：时髦女郎、高级妓女以及花花公子等。那些带角的几何化造型，显然是从立体派那里汲取过来，不过基希纳真正关注的倒并不是毕加索或布拉克的那种体积塑造法，而是某种精神性的表达。事实上，画家所要表现的是人及其强盛生命力的即刻存在，因而其画中的人物有着某种更深层的含意。通过这些表现街景的作品，基希纳将其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敏锐感受，将都市所特有的那种冷漠、拥挤以及快节奏的感觉，真实而充分地层示出来。在那浮华喧嚣的热闹场景中，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孤独、隔阂和焦虑之感。而这些表现主义作品上所充斥着的极度紧张的线条与笔触的形式张力，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基希纳自身那濒于崩溃的精神世界。
基希纳1903年所作油画《街道》，充分显示出他的画风特点。画中描绘了一群漫步在街头的男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时髦女郎，其顾盼生姿的身形，颇有几分自鸣得意的味道。右边向橱窗观望的男士，则衣冠楚楚，很具有绅士风度。背景之上挤满熙熙攘攘的行人，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大都市的那种特别的拥挤和繁华的气息。画家在勾画出人物瞬间姿态的同时，也给画面抹上了一层空寂、缥缈的感觉。画中的人物形象，那些妖媚的女人和踌躇的男人，实际上都被高度概括化了，不过是一些戴面具的躯壳罢了。他们仿佛幽灵一般，身不由已，飘忽不定，似在梦的世界里游荡。基希纳自己曾说：“也许作品不一定符合大自然中的形象，但更清晰地传递了我所看到的一切。”在这幅画上，画家以大刀阔斧的简洁线条和略带颤抖的笔触，勾画人物的形体。他把立体派的构成与野兽派的色彩有效地结合，并且渗入了某种哥特式的变形，从而使画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由于体弱多病，基希纳自1917年起定居瑞士的达沃斯。其间他画了不少风景画，追求宏伟、静穆与不朽的精神。后来，其艺术被纳粹归为“颓废”，他被取消了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院士资格。1937年，其639件作品被移出德国的各博物馆，且被没收。由于不堪这种迫害与折磨，他于1938年在瑞土自杀。
《第一幅水彩抽象画》，康定斯基作，1910年，水彩、墨水、铅笔、纸版，49.6x64.8厘米，妮娜·康定斯基藏。
康定斯基1910年所作的这幅抽象的水彩画作品，通常被视为抽象绘画诞生的标志。
其实，康定斯基对于抽象绘画的思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早在1895年莫斯科举办的那次印象派画展上，他的脑子里便已经萌生了有关抽象绘画的念头。当时，法国画家莫奈所作的一幅题为《干草堆》的油画，使前来观展的康定斯基极为震惊。他曾在其《自传》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反应：“我突然第一次看到一幅绘画，它的标题写着《干草堆》，然而我却无法辨认出那是干草堆……我感到这幅画所描绘的客观物象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怀着谅讶和复杂的心情注意到：这幅画不但紧紧地抓住了你，而且给你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色彩经过调合而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力量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绘画竟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和光辉。不知不觉地我开始怀疑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如果说，这次的经历与感受，使康定斯基对“客观对象是否应该成为绘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问题，产生了最早的疑问，那么，他在1908年某日无意中被他自己的一幅作品所打动的经历，则使他最终坚定地站到了彻底否定绘画的再现性因素的立场之上。他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天，暮色降临，我画完一幅写生后，带着画箱回到家里，突然我看见房间里有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图画，这幅画充满着一种内在的光芒。起初我有些迟疑，随后我疾速地朝这幅神秘的画走去。除了色彩和形式以外，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它的内容则是无法理解的。但我还是立刻明白过来了，这是一幅我自己的画，它歪斜地靠在墙边上。第二天我试图在日光下重新获得昨天的那种效果，但是没有完全成功。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辨认画中的内容，而那种朦胧的美妙之感却已不复存在了。我豁然地明白了：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
康定斯基这里所说的“是客观物象损毁了我的画”，意思是说，画中具体的物象，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辨认现实事物的歧途，干扰了对“内在精神”的呼唤与感悟，也干扰了对绘画本身的观照，从而使绘画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于是，抽象主义的艺术观念在康定斯基那里最终彻底地形成。他指出，对于绘画来说，抽象的形式是最具表现性的形式，“形式愈抽象，它的感染力就愈清晰和愈直接”。因而，他开始在画中寻求非具象的表现。他先是用水彩和钢笔素描作尝试，把内心涌现的意象表现在画中。这幅作于1910年的水彩画，便是他在这种实验过程中画出的。在现代艺术史上，这件作品被视为最早的一幅抽象绘画作品。这幅水彩画，以稀薄的乳黄色涂底，轻灵的笔触勾画出不规则的色彩与形态，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
《蓝马》，马尔克作，1911年，布上油画，103.5x180厘米，沃克尔艺术中心藏。
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弗朗兹·马尔克(FranzMare，1880—1916)是青骑士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墨尼黑的画家之子，1900年进入墨尼黑美术学院求学，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和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其艺术受到印象派和凡高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影响来自麦克、康定斯基和德劳内。1909年，马尔克与麦克相识并结为好友，麦克画面上生动绚丽的色彩使马尔克深受启发。1910—1911年，马尔克与康定斯基共同编辑《青骑士年鉴》，筹划并参加青骑士艺术展，成为青骑士社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画风逐渐由早期的落寂忧郁而变得生气勃勃、富有表现力。象康定斯基那样，他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和谐，并借动物这一题材表达他对事物精神实质的理解。此后，在德劳内奥费主义及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其艺术的抽象倾向日益明显起来，色彩斑斓的形状和色块在画面上相互挤压碰撞，传达出某种原始和神秘的意味。遗憾的是，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便于1916年3月4日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
马尔克认为艺术不应该停留在对事物外貌的摹写上，而应该深入内部，努力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内部的客观精神实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艺术应当表现“人们眼睛所见到的背后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马尔克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是以动物为题材的。他认为：“那属于动物生命的纯洁的感觉激起了存在于我的那些善良的东西。”马、鹿、虎、狍子……这些动物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和活力，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得世界更为平和融洽。1911年，马尔克的重要作品《蓝马》问世。在这件作品中，他以鲜艳明确的色彩和起伏有致的曲线营造出一个宁静感人的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以大片蓝色构成的三匹马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低着头，闭着眼，从温暖绚丽的背景中突起，安祥而温和地吸引着观众的视线。马的轮廊线是曲折委婉的，它们与弧形的山丘、飘移的云彩及植物的枝枝叶叶融为一体，创造出某种引人人胜的形体节奏。画面的色彩明丽灿烂，大面积的蓝色在红、黄、绿的簇拥下显得高贵沉静而又生气勃勃。在这里，“形”固然还客观存在着，但又在大胆恣意的颜色和平面性的涂绘中被弱化了，熟悉的形象悄悄隐去身形，湮没在色彩组构的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马尔克的色彩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蓝色传达了男性的气概，坚强而充满活力；黄色意味着女性的气质，宁静温和性感；绿色表示这二者间的协调一致；而红色则是沉重和暴力的象征。这四种颜色在《蓝马》中有机地分布着，折射出他对世界精神实质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曾有人这样说，马尔克“带着牛羊和几本好书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他籍各种动物，尤其是马和鹿创造出许多生动明快、不受约束的动人画面。在《蓝马》中，动物被自然同化，与自然相融，成为相依相伴的整体。而《马厩》(1913—14)中，动物则被肢解成五光十色的块面，发射出眩目的灿烂光辉。这种半透明的结晶体显示出马尔克对抽象的探索。他的晚期作品，如《战争的形式》(1914)，则完全展示了形与形、色与色之间的相互抗衡，及由这种抗衡而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张力。这时他几乎已走向了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马尔克的艺术观，一如他在青骑士年鉴第二版前言中所宣称的：“我们深切爱好这样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自生自长，不依赖于习俗的扶持。当我们在因袭的表壳之中看到一条裂缝，我们就予以注意，因为我们希望底下的一股力量，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动物园》，麦克作，1912年，油画，129.9x230.5厘米，德国多特蒙特奥斯特瓦尔德博物馆藏。
虽然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eke，
1887—1914)与康定斯基、马尔克交往密切，人们也习惯于将他看作青骑士社的组织者之一，但事实上，麦克的艺术与他们的艺术绝不是一回事。麦克并不追求“精神世界”的表现，也未在抽象化道路上走远。他的艺术总体上看来是自然而具象的。在麦克画中，赏物的少妇、散步的绅士、天真可爱的儿童、各种各样的动物，都保持了具象沉静的、一眼可辨的形。这些形与明亮丰富的颜色在画上共同组构出和谐、欢乐的韵律。麦克在色彩上的造诣曾对马尔克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重视画面色彩的力量，所使用的颜色色域宽广，既纯又亮，闪耀着诱人的光彩。这可能与其早期师从于德国印象主义画家柯林思时所打下的基础有关。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立体派启发他的形变得简洁概括，野兽派帮助他更好地表现生活，再加上印象派的色彩基础，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画面布置得亮丽、高雅且富有音乐性。
三联画《动物园》是麦克作于1912年的一件代表作品。画面前景描绘了一些动物及专注地观看动物的妇女和儿童，背景则安排了几位绅士正在园里漫步或参观。人、动物、树木、房屋经过了某些抽象化处理，但总体上仍保持了自然主义的风格。颜色以明亮的白、黄为主，间以深色和纯度很高的红、蓝色，看上去丰富绚丽，如同水彩画一般呈现出半透明的光泽。温暖明朗的色调传达了悠闲、欢乐的情绪，人、动物、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遗憾的是，麦克的艺术才华尚未充分发挥，便于1914年在一战中阵亡，年仅27岁。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出生于瑞士，但其一生主要是在德国度过的。作为音乐教室的儿子，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不过最终他走上的却是美术这条道路。曾经拉小提琴的双手创造出了极具个性、充满幻想的艺术世界，这成就使他无可非议地跻身于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列。
克利早年曾在尼尔艺校求学，并曾师从于墨尼黑艺术学院的斯塔克。1911年，他与康定斯基、马尔克、麦克等人相识，并参加青骑土社的有关活动。1914年前后，他与麦克结伴去了突尼斯和非洲，这一旅行使其艺术发生了某种重要变化，渐渐地，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视角。应该说，克利所接触到的艺术影响源是相当复杂的，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雷东、思索尔、德劳内、毕加索、卢梭……。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影响面前，他保持了冷静。审慎的思考和细致的探究对其独树一帜的风格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克利认为，在艺术中“直觉是决不可能被替代的。”他对凭直觉自主描绘的儿童艺术很感兴趣。儿童特有的符号创造能力、形状变化能力，尤其是无拘无束、天真率直的特性令他颇有启发。有时他也试着象孩子画画那样，由着笔在画布上信马由缰地自由涂绘，获得某种直觉形象，再对之加以有意识的改进，从而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作品看似天真稚拙，实际上却是深刻而独特的。形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重要方面。他用点、线、面组构出各种象征性符号般的形状，这些形状在画面上自由自在地延伸变化，又出乎意料地碰撞在一起，激荡出某种不可思议的震颤力。有些形象非常可爱，游弋的鱼、怪物的面孔、红色的气球……仿佛出自孩童之手。有些形象则与显微镜下的浮游生物、微生物等有着高相关，它们排列、组合、变化、重复，展示着艺术家的奇思妙想。颜色是克利作品充满魔力的另一个方面，它们与形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
有时，暗底衬托出鲜明响亮的红黄色；有时则是颜色样片般的渐变与叠加；有时，色块与色线进行着小范围内的分割与争斗；有时，在棋盘似的网格中，在最亮和最暗的两极间，色彩和色度被非常娴熟地推进和后退……克利那些令人心动的画面常常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音乐，确实，深厚的音乐素养令他很自然地把某些音乐的形式借用到了绘画中。节奏、韵律、渐变、重复、展开，这些与音乐相符的性质在其画中反复出现，带给观者难以言喻的美感和极具丰富的形式。克利认为，艺术应该关注“已经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世界的那种力量”，认为“以前我们惯于表现地球上看得见的东西，不是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揭示可见的东西后面的实在，这样来表示一个信念：可见的世界只是宇宙中一个孤立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潜在的实在……。”(罗伯特·休斯著，刘萍君等译：《新艺术的震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9页。)这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克利的艺术探索，也让我们能对他那隐含在稚拙下的深刻和精辟有所了解和领悟。威尔奈·哈弗特芒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一个有新感受的原始人。”